編者按：本文轉自礪石商業評論，作者沃倫·本尼斯，內容源于《七個天才團隊的故事》，微新創想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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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彈緣起

萬尼瓦爾·布什，他那篇刊登于1945年《大西洋月刊》的推論性文章《我們可以如是暢想》，促使恩格爾巴特構思發明一臺可以儲存、分析信息的個人計算機，促成30年后便攜式電腦的發明。

1940年春天，正當美國人越來越可能向希特勒宣戰之際，布什開始思考另一個問題：如何確保瀕臨戰爭的美國受惠于現有的科學力量？一項杰出的集體合作也因而誕生。

布什是工程師、發明家、教育家，同時也是卡內基學院的院長。他知道政府與科學之間，若沒有有效的渠道相連，那么足以影響戰爭結果的理念與技術就有可能喪失。他的認識如此清晰，是因為他曾親身體驗過兩者間缺乏協調的痛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布什為一家發明了潛水艇磁力偵測器的研究公司工作。當時，其實已經有上百種新產品被制造出來。只可惜一如羅茲在他深具代表意義的歷史著作《原子彈的制造》中所言：因為“官僚的混亂”，這種偵測器一直沒有在戰爭中真正應用過。布什決心要讓美國利用最近在核分裂上的新發明，于是游說成立了國防研究委員會（NDRC），讓這個獨立單位與軍方合作。國防研究委員會在羅斯福總統的親信霍普金斯的協助下，不到10分鐘即獲準成立。

制造原子彈的故事，幾乎和美國南北戰爭之蓋茨堡戰役一樣多。不過真正有眼光的人是布什，而非愛因斯坦和奧本海默這些大人物。他的理想是讓美國與英國密切合作，在三年內創造出一種結束戰爭的武器（對人類的存在構成威脅）。布什希望確保集體合作的流程完整，讓偉大的科學與技術脫離理論，改變世界。回想起來，制造炸彈的決定充滿了令人痛苦的暖昧。1940年，對抗希特勒的戰爭似乎與歷史上任何一場戰爭一樣迫切。布什的委員會讓華盛頓方面聽到非軍方的聲音，并強化了科學與軍方合作的成功契機。

知人善任的能力也許正是偉大團隊領導者最重要的才能。

盡管科學家們對制造武器多少持有保留意見，但很少有人對德國核物理學家維爾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天才，或對希特勒政權的殘酷無情有所懷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盟軍的組成可以說是希特勒本人促成的，他不僅是魔鬼般的公敵，也趕走了太多最優秀的德國猶太科學家。在曼哈頓計劃全速推動之前，布什與大部分投入計劃的一流科學家相信，德國人將會首先制造出原子彈。阻止此事頓時變為一項神圣使命，屈指可數的幾名科學家承諾投身計劃，因為它是一項智慧的挑戰，在物理與道德上則促使他們遠離和平時期的實驗室和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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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核心領導者

制造原子彈的責任落在美國史上最奇特的兩個人身上。1942年8月，布什找到了負責軍需供應的布里恩·薩默維爾（Brehon Somervell）上將，請他推薦能夠加速推動炸彈制造的軍人。薩默維爾恰好有一個人選。當時46歲的格羅夫斯，是陸軍“工程師團”的上校。他先天具有完成任務的本領：這位陸軍工兵組副組長，剛剛完成有史以來最大的計劃——蓋好五角大樓。格羅夫斯塊頭很大，身高近185厘米，體重超過110公斤，而且態度直率、永不疲憊、能干過人。“具有遠見”是他的典型特征，因此，他自行提議：不獲升陸軍準將，不接受任務。他在1962年回憶：

我覺得我和這個計劃中的一些學院派科學家打交道會有困難。如果他們把我看成將軍，而不只是新任的上校，我的地位會更加堅強有力。

邀請奧本海默加入“曼哈頓計劃”的也是格羅夫斯。相比于一再被形容為壯碩如熊的格羅夫斯，38歲的奧本海默卻是個顯得緊張、瘦弱不堪的人。一位柏克萊的朋友注意到奧本海默視線強烈的藍眼睛，說他：“像年輕的愛因斯坦，同時又像個體型過大的合唱團男孩。”

奧本海默與敦實的美國中年人格羅夫斯完全不一樣，他是個理論派，一個有文化修養的文明人，他是個不守教律的猶太人，更是個左派。雖然他不像費米及其他人一樣得過諾貝爾獎，但是在伯克利分校和加利福尼亞州理工學院都受到同事的高度評價。他缺少領導大型團隊的經驗，偶爾還會高高在上、說話傷人。

格羅夫斯以務實的觀點認為，需要讓奧本海默加入，盡管奧本海默有他的缺點。根據羅茲的報告，格羅夫斯與奧本海默的看法一致，認為這個計劃需要一個中央實驗室，讓分散于芝加哥大學與其他地點的團隊能夠并肩解決一些復雜的問題，再將理論性的核分裂變為真正的武器。新上任的格羅夫斯將軍表示，他希望奧本海默參加是因為：“他是個天才——他什么都知道。無論提出什么，他都可以跟你聊。呃，也不見得。我猜有幾件事他不知道。他對運動一竅不通。”格羅夫斯并不介意奧本海默不會計算球賽分數。他向軍事策略委員會推薦了奧本海默，結果卻遭到拒絕。格羅夫斯在這件事情上展現出他敏銳的洞察力，他要求他們提出更適當的人選。委員會辦不到，奧本海默便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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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基地

格羅夫斯與奧本海默具有互補的優點，得以獨立而有效率地為同一個目標努力。格羅夫斯的辦公室仍舊在華盛頓特區，奧本海默得向他報告，而且還要負責征召科學家以及協調整個團隊，格羅夫斯則正確地預料到這個團隊里一定有不少“大牌”。格羅夫斯具備軍人的海派作風，對奧本海默做了重大讓步，以期完成工作。格羅夫斯本來希望所有科學家都由軍方派任，擴大政府的控制和保密等權限。他也要求分工，以便進行某一部分工作的科學家不能和其他團隊分享信息。但奧本海默很快就發現，物理學家拉比與其他人都反對軍事化管理。于是奧本海默告訴華盛頓，假如科學家們不能保持科學上的自主，有些人將會拒絕加入。奧本海默也知道：不能自由地交換信息，就無法繼續研究科學。若不開誠布公，重要的問題也許永遠不會被發現，解決之道可能永遠想不出來。開誠布公具有支撐士氣的作用。

所有偉大團隊都會充分共享信息。

格羅夫斯與奧本海默都是十分以自我為中心的人。但在重大的共同目標下，兩人倒是放下了身段，商討出妥協的辦法。他們同意讓科學家保有與團隊中其他成員交換信息的自由，可是整個團隊必須與世隔絕，位于一個遙遠、由鐵絲網圍繞，并有警衛看守的地方。結果他們選中了新墨西哥州的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偉大團隊往往是脫離周遭環境的優越孤島。不過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更是極端遺世獨立。它距離圣塔菲市56千米，獲選的原因是因為：它遠離海岸與國境等易遭敵人攻擊的地區，并且遠離人口密集地帶，但是運輸設施卻不受影響，同時也在新墨西哥州的荒野中。奧本海默在他不正常的青少年時期，第一次來到這里就愛上了它。成年后他還在附近有間度假屋。

當格羅夫斯和奧本海默在1942年11月第一次勘察這個地點時，這里什么都沒有，只有一所男校，一群強壯的學生和職員穿著短褲，在飄著小雪的氣候下，站在戶外打球。物理學家約翰·曼利（John Manley）后來說：

許多人以為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區。事實上，那所學校位于風景壯麗的臺地中央——真是很迷人，有許多地方可供遠足、散步和觀賞風景。

軍方買下那塊地之后，保留了木屋和原有校舍，就開始著手建造實驗室、宿舍以及其他設施，一個因戰爭爆發而由數百人迅速增加到2100多位科學家、助手以及眷屬的社區因而成立了。該地人口數超過1萬人。

一條簡陋的滑雪道，是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牧場學校原先的少數幾項高級設備之一。除了騎馬以外，新社區成員很快就愛上了滑雪。科學家們除了在原子彈的制造上展現他們的發明天才之外，不可避免地，他們也將這些創新用來改善沙漠營區。在原子彈的爆炸方面，貢獻出最重要爆破設計的科學家喬治·基斯佳科夫斯基（George Kistiakowsky），想出了一個富有創意的法子來減少滑雪道上的樹木。他利用剩余的塑料炸藥，“在樹干上圍半圈項鏈，”他解釋，“炸藥就可以像電鋸一般砍斷它，速度會快得多，只不過噪音有點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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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匯聚

在編輯勞倫斯·巴達許（Lawrence Badash）約瑟夫·赫什菲爾德（Joseph O. Hirschfelder）和赫伯特·布羅伊達（Herbert P. Broida）三人集結的《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戰時回憶錄》中，他們的觀察是：“這是自從牛頓‘單獨用餐’以來，首次結合最多科學智慧的一次。”奧本海默走遍全美各地，到處網羅人才。盡管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地處偏僻，被招募來的人員及其家人還要承擔保密重任，但他仍舊很容易就找到了人。奧本海默保留了這項計劃和軍事機密有關的許多部分，他后來寫道：

在新墨西哥沙漠失蹤一段不確定的時期——但事情有另外一面。幾乎人人都了解這是一件重責大任。每個人都了解如果研究能夠成功而且速度夠快，勢將影響戰爭結局。每個人都知道這是一個為了國家利益而貢獻知識和科學技術的空前機會。大家也都知道這份工作若是成功，將成為歷史的一部分。這種興奮、奉獻的感覺以及愛國心，最后超越了一切。跟我談過的人，大部分都來到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

假如富有才華的人能夠被集合起來拍攝一部《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的電影，那么高風險的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能夠吸引大名鼎鼎的費米、貝特等人熱烈參與，又何足為奇呢？

開創核物理學的物理學家和化學家少之又少，他們延續著學術期刊上的前人成就，運用在自己的實驗室研究中。偉大的丹麥籍物理學家玻爾在20世紀20年代主持這個領域的國際會議，吸引了包括海森堡在內的所有重要科學家前來。奧本海默也是這個國際組織的一員，因此他在網羅人才時，心中早已有一份一流的人選名單。

雖然制造原子彈的計劃理應列入最高機密，但有些科學家還是毫不避諱地對他們既尊敬又信任的對象透露了不該透露的情報。當時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書的威爾遜，曾是奧本海默的學生，負責為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主持哈佛大學的粒子回旋加速裝置的研究。威爾遜征召了年輕的費曼（當時還是普林斯頓的研究生）后來費曼以量子電氣力學贏得了諾貝爾獎，他在多年后追述此事：

威爾遜走進費曼的房間，說他受命進行一項機密計劃，必須設法分離出鈾同位素，那天3點有一場會議。費曼表示沒興趣，但是向威爾遜保證不會告訴任何人。然后費曼記得：“我繼續我的研究理論大概3分鐘左右，接著開始踱步和思考，德國人有了希特勒，很可能打算制造原子彈，而他們先制造出來的可能性相當嚇人。于是我決定參加3點的會議。到了4點鐘，我在會議室已有了一張桌子，開始計算由一個離子束產生的總電流會不會使這個方法行不通，等等。我有一張桌子、一張紙，開始拼命地飛快工作，好讓制造設備部門的家伙能夠馬上測試。”

雖然原子彈的研制繼續在芝加哥大學（費米1942年首先制造和控制住核能的地方）以及其他幾處進行，西方科學界的精英則在新墨西哥州漸漸匯聚。當費曼說出以下這段話時，并不夸大：“戰時的科學研究完全停頓了，除了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以外。那也不能算什么科學，而應該算是工程學。”科學家們的平均年齡是2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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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苦生活中的歡樂

在當地教小學三年級的露絲記得：“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本身就自成一個世界，一個空中之島。”這座屬于最高機密的軍事基地，由軍隊駐防，四周圍繞著鐵絲網，但中間有一個洞（附近印第安人會定期溜進來，到美軍福利社去）。由于這項任務實在保密周全，許多配偶（大部分是妻子）并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信件受到檢查，不準有私人電話。而基地內生活艱苦，不合標準的宿舍始終是個令人焦慮的問題。到了冬天，暖爐會燒得失去控制，熱到極點的時候，宿舍里連蠟燭都會融化，墻壁吱吱作響。尤其討厭的是，新蓋的簡陋房屋根本沒打算用來撐過整個戰爭期間，因此沒有浴缸，浴室里沒有鎖。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最好的房子叫浴缸列（Bathtub Row），是一整列在戰前蓋的房屋，有真正的浴缸，而不只是政府配給的淋浴設備。這8幢老房子里有老鼠，但是大家仍然極力爭取。一名妻子回憶：當時保姆十分難覓，而浴室是吸引保姆的絕佳優勢。水、牛奶、新鮮雞蛋和蔬菜都很缺乏。唯一取之不盡的是灰塵。

身為妻子，每天都要應付衣食住行，比起重任在身的丈夫負擔更重。物理學家馬沙克的太太露絲，回憶丈夫除了星期天之外，每天都消失在所謂的“圣者之圣地”，也就是本身另有鐵絲網圍墻保護的“技術區”。她清楚地指出，讓丈夫去制造歷史，付出代價的卻是妻子。

技術區是個大黑洞，把我們的科學家丈夫吸了進去，幾乎使他們從我們的生命中消失。男士們不單是因為好奇和熱忱而投入工作，同時也發自一種被激發出來的愛國熱忱。他們空前拼命，晚上也加班工作，經常清晨三四點回家，有時就在實驗室架設行軍床，干脆不回家。很少有女性了解男人在那里尋找什么，也不了解研究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強大。在原子彈誕生前的那些年，某些科學家妻子的孤獨和痛苦是千真萬確的。

我們不能說是有人陣亡，不過在寂寞陣營中，奧本海默的太太姬蒂開始酗酒，以致女主人之職由另一位女性取而代之。

不論對寂寞的說法有多夸大，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是個充滿性吸引力的地方。領導“炸彈物理理論部”的是巴徹。他的妻子瓊形容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百無禁忌，完全放松”，這種氣氛顯然十分有利于生產。較大規模的嬰兒潮必須等到戰后才開始，不過在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投入戰爭行列的年輕人并沒有和妻子分開，因此自然出現了嬰兒潮。單是第一年就有80名嬰兒誕生。你當然知道爸爸是誰；他們站在營區醫院外，透過窗戶驕傲地望著育嬰室中擁擠排列的嬰兒床。據悉，格羅夫斯對下屬這些大牌科學家的多產極為震怒，連奧本海默夫婦也在研究期間生了個女兒凱瑟琳。聽說格羅夫斯想采取對策抑制人口暴增，結果引來一首打油詩，在營區內廣為流傳：

將軍憂心如焚，

他信任你和我，

料想我們會發明創造，

不料我們只事生產。

他該怎么辦？

不論將軍管不管得著，嬰兒的制造仍在繼續進行。

曼哈頓計劃中的女性是很辛苦的。從共同發明釙和鐳的居里夫人，到與外甥奧托·弗里希（Otto Frisch）共同發現捕獲中子能釋放大量能量卻不被重視的邁特納等。女性在核物理史上的每一階段都舉足輕重，但她們在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技術區”卻刻意被貶為少數民族。那里有幾位女性物理學家和其他方面的科學家，不過女性大都扮演支持角色，處理微不足道的數學計算工作，或是擔任秘書。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所建立的模式，造成本來可以留在家的女性，不論專長如何都要追隨男性左右，但又多半屈居配角。

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自問，在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及其他杰出的合作組織中，何以女性為數不多。很顯然，到女性主義開始抬頭以前，整個西方世界以及在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有才華的女性，都要付出重大犧牲。而在如此富有創意又能突破限制的團隊中，這種事格外令人沮喪。尤其這類團隊標榜以集體合作為本質，因此更叫人加倍困擾。女性在許多方面是集體合作的先驅，從19世紀的蘇珊·安東尼（Susan B. Anthony）和她爭取美國婦女權利的姐妹們到亞當斯，以及其他創立了諸如中途之家的女性。婦女在認定共同問題及找出集體解決之道方面，一直居于領先地位，然而她們卻在這個時代最重要的集體合作中，一次又一次遭受排擠；更正確的說法是，被設限隔絕。這種顯而易見的排擠傳統，并不因時間的演變而變得比較高尚。但是假如不放眼天下，再去尋找其他理由，同樣會造成傷害。我們是否以不同的方式教育女性？答案當然是肯定的。我們是否仍對女性與男性在家庭中的相對角色有著不同的期望？男人與女人本身是否仍對這些重要問題抱有各自的想法？

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女性是勇敢的，這一點不容置疑。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的妻子米奇就發起了一項高效率的行動，阻止營區內珍貴的樹木被軍方推土機鏟除。婦女們坐在樹下，阻止推土機開過來。不過盡管女性都很杰出，能夠克服文化偏差，但相信自己能與男人平起平坐的則屬少數。她們不像詩人珀西·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s），而像他太太瑪麗·雪萊，不太可能對寶寶的饑餓哭聲充耳不聞。在戰后的一次調查會議上，費米的妻子勞拉指出，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女性擔任了重要的角色。“物理學家阿爾戈女士，對這個計劃的確盡了若干責任，”接下來的話意義深遠，“但她必須照料孩子。”的確，事情總要有人做。

偉大團隊是采取行動的場所，而不是只構思各種想法的智庫或退休中心。

雖然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生活困頓，但是大部分科學家以及參與者都認為，那是一段全力投入與士氣高漲的罕見日子。流亡理論家魏斯科普夫回憶：“你知道當時有一道大圍籬圍繞著我們，而我們總是說：‘那道圍籬阻止不了我們出去，卻阻止了其他人進來。’我們以為這個地方很特別，外面的人應當羨慕我們，因為我們可以在這里做如此重要而又有趣的工作。”魏斯科普夫指出，許多科學家本來希望原子彈造不出來，而一旦發現有可能制造，他們又希望能以成果結束戰爭（不僅是這一場戰爭），這是玻爾與其他人堅信的。

雖然道德問題從原子彈開始制造的那一刻起，就存在于某些人心中，但是無人相信德國先制造出來會有利于世局。這個威脅造成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陷入瘋狂的節奏。技術文書管理師塞爾巴除了保管機密檔案外，也管理書籍與文件，她表示技術區的生活有一種“甲狀腺功能亢進的特質”。

它的節奏太快，興奮太過度。整個部門不斷處于拉警報的狀態中，不久我們就很清楚：“加速”是永遠的節奏，“興奮”則是永恒的情緒。

在那股帶著電流的氣氛中，尋常的現實被暫時擱置。原子彈造成的沖擊以及可能的疑慮，也可以暫置一旁。工作使人分心，足以遏止參與者個人的痛苦，其中包括某些被困在歐洲的家人，費曼年輕的妻子因肺結核、生命垂危而躺在圣塔菲的醫院中。奧本海默則把自己累得形容枯槁。如此一來似乎能夠躲在工作中，暫時脫離他終生的陰影：那具有自殺傾向的沮喪。

6

枯燥工作中的樂趣

雖然這個計劃的目標高尚且嚴肅，團隊氣氛卻并非如此。在偉大團隊中總是這樣，人們總是創造無盡的樂趣。盡管有些非科學家還有其他想法，科學家其實并不見得無趣。奧本海默本質上就富有哲學味而嚴肅，另一些同事則截然不同。他的“左右手”貝特就是個不折不扣的開心果，擔任兵工及理論組組長的赫什菲爾德說：“我的辦公室在走廊一頭，只要費曼和貝特在一起，我一定會知道，因為那兒經常會傳出爆笑聲。”一般平民百姓和他們的家屬都鄙視營區的軍事規定，且加以無情鞭撻。保全措施嚴格到營區居民不準向任何人透露自己是物理學家或化學家，也不準稱呼任何人為博士或教授。于是他們稱物理學家為“失敗者”，化學家為“討厭鬼”，原子彈則被稱為“小玩意兒”。

天才費米也有其惡作劇的一面。安全代號叫作“農夫先生”的費米，據說有一次去找化名叫“貝克”或“尼克叔叔”的玻爾。當時，剛放映完《居里夫人》這部電影。農夫先生對貝克說：“我剛剛看了一部精彩的電影。”片名叫什么?“庫珀……夫人。”更敏感的一則笑話是在公共尋人系統上尋找海森堡（他們的科學友人，但在敵對國德國研究原子彈）。經過連續兩天，最后終于有人告訴那名可憐的總機，她被耍了；如果她想找海森堡，就得聯絡柏林，尋找德國制造炸彈的首腦。許多夜晚和周日，則和漫長的工作日一樣令人亢奮。方塊舞開始在營區流行起來，宴會更是經常喧鬧地舉行，醫院總是忙著治療滑雪受傷的病患。營區居民發覺附近圣伊爾德豐索村的瑪里亞·馬丁內斯（Maria Martinez）制造的黑陶器很美，而基斯佳科夫斯基則向許多歐洲人介紹神秘的撲克牌游戲，在他們弄清楚門道之前，好好痛宰他們一番。

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沒有特制的T恤，但也有一些特別的制服。在20世紀40年代初，美國女性依舊戴帽子和手套進城。但在這座空中孤島，女性通常穿著在當時相當罕見的寬松長褲和牛仔褲，節慶時穿的大蓬裙、民俗首飾、鹿皮鞋也很受歡迎。許多男性穿的是格子襯衫、牛仔褲或沒燙過的長褲，只在拍照時才打上領帶。奧本海默的標志是一頂豬排形的帽子。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文化太獨特、太具凝聚力，所以很容易遭人非議。工作于理論部領導“計算團隊”（Computation Group）的唐納德·弗蘭德斯（Donald Flanders），創造了一出滑稽芭蕾舞劇《梅沙的秘密》。化名“姘婦”的弗蘭德斯主演的是格羅夫斯將軍一角，負責計算工作的伯尼斯回憶：當時主要的道具“是一個會發出閃光、砰砰啪啪作響的人工腦（mechanical brain），不斷表演計算錯誤，比方說2+2=5”。

7

奧本海默的領導藝術

奧本海默是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黏合劑。后來與他水火不容的泰勒，對他領導實驗室的手法給予了最高評價：“奧本海默對實驗室每一部分發生的事都了如指掌。”泰勒回憶1983年的事：

他對人的分析就像對技術問題一樣奇快無比，觀察入微。他知道如何組織，如何用甜言蜜語及幽默來安撫人心，也知道如何不著印記地強勢領導。他是奉獻的榜樣，一個永不失人性的英雄。令他失望會叫你覺得是自己做錯了事。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驚人的成就來自卓越、狂熱以及奧本海默的領導者風范。

能看出奧本海默偉大潛力的是敏銳的格羅夫斯。奧本海默在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發生了改變，讓自己變成必不可少的人物。舉例來說，在伯克利分校，奧本海默從不在上午11:00以前計劃好課程。而在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他早晨7:30就到辦公桌前坐下了。被他選中領導“理論部”的貝特（他沒有選擇泰勒）也同樣盛贊奧本海默：

不管聽到任何事，他都能立刻理解，把它列入計劃，并作出正確的結論。

貝特對羅茲說：

實驗室沒有人比得上他的學問。他具有人性的溫暖。每個人都感覺奧本海默在意每一個人在做什么事。與人交談時，他會讓對方了解自己的工作對計劃成敗十分重要。我不記得他在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曾對任何人假以辭色，而在戰前和戰后他卻經常不客氣。他在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不會讓人感到低人一等，一個都不會。

魏斯科普夫談到奧本海默“永遠在場強勢領導，使我們每一個人都產生直接參與的感覺。它造成一股獨特的熱忱和挑戰，完全超越當時”。魏斯科普夫記得奧本海默幾乎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能在棘手的關鍵適時出現：“我記得當我正在討論一件要事，他就來了。我不曉得他是如何知道的；要不然就是在結果將要出來的最后實驗階段。即使是清晨4:00，他也會跑來。”

他的一些同事談到，與他接觸過的人都有被賦予崇高的感受。威爾遜說：

奧本海默提升了我，他的風格——那種對我們所從事的事業、對人生、對人際關系的詩意觀點，處處都感染了我。有他在場，我覺得自己更聰明、更能表達自我、更熱烈、更有先見之明，也更有詩意。

幾位最負盛名的同事都談到奧本海默對這個計劃所灌注的興奮感。物理學家拉比說：

他制造出興奮、熱切、高度智力智慧與道德目標感，凡是參與者至今都保持這樣的感覺，覺得這是他們生命中最棒的經歷。

不過某些人聽說，一向被警衛重重保護的奧本海默因為在戰后支持左派，而甘愿供出一些重要參與者的名字，都感到相當不安，因為他的道德領導在“曼哈頓計劃”進行期間，是毫無瑕疵的。當全世界最杰出的一群人受命制造一件開天辟地的武器時，相信領導者“絕對正確”是萬分重要的。

在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奧本海默既是行動者，也是有遠見的人。這里雖然充滿了興奮和同胞之誼，卻不是理想國。雖然工作的重要使人暫時擱置人際間的緊張，但偶爾也有脫序現象。這時奧本海默必須作出痛苦的決定，讓工作繼續進行。脾氣最壞的當屬泰勒，他拒絕貝特的領導。奧本海默明白泰勒無法被迫或被誘導去從事最需要他做的事，便讓他進行核融合，而非核分裂。奧本海默知道沒有任何辦法可以保證讓泰勒發揮他特殊的天分。

另一項痛苦的決定，牽涉基斯佳科夫斯基和塞思·內德梅耶（Seth Neddermeyer）之間持續不斷的緊張關系。年輕的物理學家內德梅耶首先提出向內爆炸的原子彈（它后來被昵稱為“胖子”）。基斯佳科夫斯基是由化學家轉為爆破專家，他到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負責監督爆破工作，內德梅耶則繼續這方面的研究。基斯佳科夫斯基與負責兵工組的海軍軍官帕森斯（Deke Parsons）合作融洽。可是內德梅耶與帕森斯卻關系冷淡，因為帕森斯在一次團隊會議上，不屑地否決了內德梅耶的爆破設計。1944年年中，基斯佳科夫斯基因為內德梅耶的不信任以及缺少“友善的互動”，失望地決定辭職。奧本海默相信基斯佳科夫斯基太有價值，不能失去他，便要他負責整個計劃，在帕森斯下面工作。內德梅耶調任資深技術顧問，這是一次屈辱的降級。奧本海默在一封給內德梅耶的信上解釋，他希望內德梅耶能接受新職。“為了整個計劃的成功，以及高爆炸計劃工作者的和平與效率，”羅茲回憶，“內德梅耶含辱受命。”偉大團隊的成員會為了任務而犧牲自我，但大公無私卻不見得能消除痛苦。

偉大團隊的成員也需要相當大的自主權，這是必要條件。

你也許忍不住猜想，若不是格羅夫斯像完美避雷針一樣收集了積累的壓力，奧本海默恐怕不會這么廣受敬重和愛戴。不管是軍用福利社的雞蛋過期了，還是墨西哥裔和原住民女仆的工作安排有問題，只要一出差錯，什么事都怪罪于格羅夫斯。赫什菲爾德回憶道：

他工作極端賣力而且有效率，可是他偏偏具有說錯話、激怒他人的本事。他從來不了解科學家，他們都恨他恨得半死。比方說，他鼓勵女兒念物理，女兒說：“爸爸，你知道物理學家對你是怎么看的！”

照赫什菲爾德看來，格羅夫斯的弱點在于他自視過高。例如，他喜歡讓大家知道奧本海默必須向他報告。而科學家高人一等的優越感，也可能引起對格羅夫斯的不滿，因為格羅夫斯是個超凡的領導者，除了統領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外，還分別在田納西州（Tennessee）橡樹嶺（Oak Ridge）創設統籌鈾分裂的龐大計劃，同時負責華盛頓漢福德（Hanford）的原子組合計劃。

8

人盡其才

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與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一樣，是個人們彼此征詢意見，甚至幫對方做事的地方。奉召進入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人，多半因為他們是某一個領域的專家，一旦解決了被分派到的問題，就可以去做其他事。而在其他計劃上，他們唯一的長處就是一流的心智（基于安全理由，在戰爭結束前，這些科學家通常不能回自己的學校或實驗室）。赫什菲爾德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位物理學家，到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目的是決定炮彈特性，和需要多少火藥去點燃鈾彈（代號“小男孩”）。他和組員只花三個星期就把工作完成了。之后，他被調任為“理論組”團隊長，負責研究炸彈真正引爆后的效果。他與組員很快就自行學會了空氣動力學、空氣污染和沙爆物理學。他們的結論是：爆炸會造成輻射塵。組員們起先不愿面對，直到發現可怕的證據才接受。由于在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經驗，赫什菲爾德相信：智能上的彈性應當成為高等教育的確切目標，正如專精于某項訓練一樣重要。

曼哈頓計劃與其他偉大團隊一樣，為一份工作尋覓恰當的人選時，看中的是能力而非背景。舉例來說，在1942年時因為找不到滿意的阻隔物質，想借氣體擴散把鈾235從普通的鈾238同位素中分離出來的計劃暫時喊停。而一個負責解決這個不可能任務的團隊奉命成立了，包括室內設計師諾里斯，另外一個是諾貝爾獎得主尤里最得意的門生愛德華·阿德勒（Edward Adler）。兩人發明出一種鎳網阻隔器，看起來很有成功的希望，于是交給飛機制造廠去制造（這個另類方式成功了）。

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工作通常是就地取材。基斯佳科夫斯基舉了一個戲劇性的例子。向內爆炸的原子彈需要形狀完美的填充物。他和同事們發展出一套系統，可以用X光透視爆炸鑄件，發掘由空中氣渦所造成的洞。但是他們制造不出完美的鑄件。由于三一角測試（Trinity Test）已迫在眉睫，基斯佳科夫斯基便連夜趕工，利用牙醫的鉆孔器伸進空中氣渦里去找鑄件里面的洞，并以火藥填滿。基斯佳科夫斯基將這件危險的辛苦差事視為理所當然。他告訴羅茲：“你不會擔心，我是說，如果有23公斤炸藥放在你膝上，你不會不知道。”

務實是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信條。大家經常必須即興發明，不僅是發明設備而已。像泰勒這樣對任何小事都有意見、極力反對的人物，總是比那些找出另類解法的聰明人成就要小。基斯佳科夫斯基有次帶了一名英國爆破專家到實驗室參觀。這個英國人認為基斯佳科夫斯基選擇的爆裂物巴雷特（Baratol）不如炸藥效果好。不幸的是，這位徹韋爾爵士是丘吉爾的首席科學顧問。奧本海默在他來訪后不久，把基斯佳科夫斯基叫進辦公室：羅斯福總統接到丘吉爾的電報，表示巴雷特不管用。基斯佳科夫斯基記得自己回嘴：讓那個拍電報的人去死好了。不過基斯佳科夫斯基也做了他該做的事：成立實驗室，研究如何將炸藥用在爆炸上。他也許直覺地在向命運做無謂的咒罵，但是他也想出了一個天才辦法，確保炸藥問題不會阻撓他對巴雷特的研究。他翻遍人事資料，挑選到目前為止毫無貢獻的人來研究炸藥。這個刻意組成的團隊全是廢物，當然威脅不到他自己的精英團隊。

但也有些人進入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時，其實是抱著原子彈制造不出來的希望。只可惜，1945年7月16日進行三一角測試時，這個希望永久幻滅了。威爾遜的妻子簡稱它為“怪獸的誕生”。她知道那天將會發生一件歷史性的大事。她在杰姆茲（Jemez）山的滑雪坡道上觀望，向南望著位于阿拉莫戈多（Alamogordo）的測試地點。“5:00，5:15，然后它來了，那令人失明的強光是我們從未見過的。被照亮的樹木全部跳了起來。山脈在強光中動了。之后就是那長而緩慢的隆隆聲。喔，的確發生了件大事，不論是好是壞，一樁美事或是一樁可怕的事。”

9

死神之歌

在這劃時代的瞬間，奧本海默想起了印度教福者之歌中的一段文字：

當成千太陽的光芒迸耀天上，

此景如同天神寶相……

之后的那朵不祥之云使他想起另一句話：“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毀滅者。”偏重實驗的費米則忙于丟出紙張，分析爆炸的威力。爆炸將紙張推送到2.15米以外，費米因而正確估算出原子彈釋放出了1萬噸黃色炸藥的毀滅性能量。大多數科學家都陶醉在實驗的成功中。威爾遜卻不然，他告訴費曼說他們制造了一個可怕的東西。三一角的主任肯尼思·班布里奇（Kenneth Bainbridge）也同樣心情沉重。他向其他科學家道賀，再對奧本海默說：“現在我們都成了混蛋。”最令人心寒的話是格羅夫斯說的。他下屬的一位將軍對他說：“戰爭結束了！”

“是呀，”格羅夫斯說，“等我們在日本投下兩枚原子彈。”

從某些方面來說，科學家們對原子彈失去了控制。走到這一步是不可避免的。玻爾后來同時把炸彈視為：史無前例的恐怖以及結束戰爭的絕佳機會，于是毅然試圖影響公共政策。他和羅斯福、丘吉爾會面，力爭分享核武器秘密，并建立國際組織進行控制。羅斯福心存悲憫，但丘吉爾卻不然。接著，事情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羅斯福在1945年4月12日去世。新任總統杜魯門宣示就職前，完全不知道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以及它所研制出來的可怕武器。到了1945年，不僅好戰分子鼓吹對日使用原子彈，盟軍在太平洋戰場也遭遇了恐怖的傷亡。大部分人相信日本人會誓死捍衛他們的家園。專家們估計盟軍攻擊日本本土時，會有數以萬計人死亡。正直人士自問若是展示原子彈威力，是否足以迫使日本天皇投降。連奧本海默都說他不敢確定。

代號“伊諾拉·蓋伊”（Enola Gay）的第一枚原子彈，在1945年8月6日早晨8:15落在廣島。這枚在技術上較簡單的“小男孩”原子彈，與向內爆炸型原子彈不同，它從未實地測試。制造它的人知道它會發揮作用。這次攻擊造成10死亡，還有好幾千人將在以后的月中死于輻射。“胖子”（Fat Man）則于8月9日投在長崎。5天后日本宣布投降。

杜魯門有一次對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說，不要再帶奧本海默來見他。他說：“他只不過制造了原子彈，發射的人是我。”

杜魯門毫無玻爾等人所感受的良心譴責。杜魯門說：“我們找到原子彈，也用了它。我們用它減少了許多美國年輕人的痛苦。”

偉大團隊總是致力于改變世界，但很少有團隊像“曼哈頓計劃”這樣具有決定性。許多曾在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工作過的人，終其一生都想適應這次成功所造成的沖擊。他們共同完成的是一件困難、刺激、重要無比的大事，在他們生命中沒有其他事情足堪比擬。他們拼命制造出的“小玩意兒”結束了一場不幸的戰爭，但也改變了世界。從此人們對科學、技術和人類發明的運用，都產生了不安的疑問，至今我們仍在這些疑問中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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