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騰訊科技（ID：qqtech），作者：張小珺，微新創想經授權轉載。

徐小平很少走進位于國貿寫字樓25層的真格基金新總部。

這位67歲的中國天使投資人，親身參與了辦公室圖紙設計。真格在過去12年已遷居三次，直到這次，他們決定擇一地長久定居下去。徐小平特意啟用了為自己家裝修的設計師。

作為曾經的音樂教師，徐樂于展現與眾不同的審美。總部距他在北京銀泰的居所僅一條馬路之隔。這是由弧形玻璃幕墻和大膽色塊組成的時尚空間。在建筑大師高迪“直線屬于人類，曲線屬于上帝”熏染下，整間屋子幾乎找不到直線。15個橢圓會議室，每個獨攬一種夸張的明亮色調——紅色、玫紅色或紫色。他們將all-hands meeting（全員會），設在進門左手邊的大紅會議室，并搭配了歌劇院的環形座椅。

2021年，基金60人搬入花大手筆裝幀的辦公地。只有靈魂設計師徐小平，刻意減少了到達次數。

徐小平精心策劃的不只有新總部，他也籌備了進一步放權計劃。這家由徐小平和王強2011年創立、迄今管理7期基金、AUM（管理規模）超120億元人民幣的天使投資機構，在運轉12個年頭后，悄無聲息地更迭了一線決策人。

徐不僅在管理上退居幕后，也主動降低了利益分配。2021年底，真格完成第7期美元募資，為激勵年輕團隊，徐小平大幅減少自己在該期基金收益分成。“其實他提出想減到零，”真格創始合伙人方愛之說，“我說你不能減到零，我也需要你。在一些重要決策上，我肯定需要他給我一些指導。”她和管理合伙人戴雨森，目前是投資實際決策人；徐小平和王強將更多精力花在宏觀戰略、項目退出決策和團隊搭建上。

這或許是中國風投史上第一起交接案。VC入華20余年，一線基金尚無接班先例，大多創始人即掌舵人，以60后-70后為主，剛剛年過半百，對投資人仍是當打之年。徐小平算年紀較長的，生于1956年，這讓真格更早要面臨掌門人老去、遴選二代接班人的問題。而基金接班特殊性在于，風投業尤以個人英雄主義論，繼任者如何成為又一領軍人、又一面旗幟是關鍵。

透過真格，也可以看到中國式交接有別于“business is business”（生意就是生意）的西方商業敘事，它還是有關信任、忠誠和門派傳承的東方故事。

年輕團隊不免承壓。“這肯定是所謂的‘big shoes to fill’（有大鞋子要填）。”兩位合伙人說道。

01薛定諤的星期二

從許多層面看，真格是一家有特殊氣質的基金。兩位創始人是老師出身，參與創立了承載一代中國青年出國留學甚至人生夢想的新東方。他們不但是英語老師，還是人生導師，有著改寫年輕人命運的無窮熱情；更微妙的身份是，兩人皆為新東方聯合創始人。千萬不要小瞧其中差異——當好聯合創始人前提是，“不是一把手的性格”，“不能天天想當一把手”，也就沒了“一把手的問題”。

種種跡象指向，兩個有夢想感應體質、缺乏權力饑渴欲的人，塑造了一家有某種“反資本”、“反中心權力”特質的基金——這種文化，最終體現在接班上。

那還是2016年夏天，王強等人籌備了一場歐洲游歷之旅，為徐小平步入60歲祝壽。同年，方愛之第一次聽他提及疲憊。

此時，真格成立剛滿5年，正在投第4期。在“雙創”政策下，創業者數量成倍翻多、各基金邁出激進腳步，使本就是體力活的天使投資更兵荒馬亂了。年逾花甲的徐小平，從早上10點開始排滿會議，1小時1個，除午間小憩每天出席6到10個會。加之越到夜晚越興奮的毛病，他日日開會到凌晨兩點——就在這時，徐小平對方愛之提出，希望她獨立判斷一點。“如果覺得還行，不用再讓他見了。”

年輕投資人們沒覺察異樣。逐漸地，徐在每星期二舉行的投資委員會上請假，理由是“昨晚沒睡好”，而且頻率越來越高。投委會堪稱投資機構最重要業務會，能左右基金走向。這只是他保持距離的開端。

時間來到2018年，真格投第5期，徐小平參與投委會的頻次降至一半——真格合伙人劉元將此稱為“薛定諤的出現”——“他有一半不來，你也不知道他是今天來，還是不來。我們會跟創始人說，你有可能今天會見到徐老師，有可能見不到。”這也是鋪墊。1年后，2019年徐不僅不參與投委會，找他二次確認的項目也少之又少。

事實上，一場平靜的接班在內部進行著。它的過程相當漫長，超過5年，而且暗藏在含蓄隱晦的東方表達里。

真格崇尚家文化。由于創始人的老師身份，內部人稱徐小平和王強為“徐老師”和“王老師”，或統稱“叔叔們”。作為接班人的方愛之，從第一天就參與基金框架搭建，她和叔叔們的默契是，從不談論金錢或升職。

“這些我就很尷尬。”她在真格的第一個職位是General Manager（總管）。而后，一旦有高級別人士加盟，叔叔會主動給她升職。拿2014年來說，基金新來CIO（首席投資官），叔叔立刻將她升為CEO（總經理）。“我甚至老跟他們說我不要這個CEO title，怪怪的，哪個基金還有什么CEO title？但他們說listen to me（聽我說）……”

她也從沒聽叔叔們嚴肅探討過，何時退休、誰來接班、為什么是你這些話題。只是突然有天，兩個人就漫不經心地說：“未來這個就是你的，你必須要……”。然后，它就這么發生了。

“從我加入真格起，徐老師、王老師都經常講：再過兩期，基金就是你們的，我們未來所有carry（績效分成）都會退到最少。他們是老師心態。當然，我們都知道接班的是Anna（方愛之），”劉元見證了徐小平退后一步、方愛之向前一步的全程，他回憶道，“Anna會覺得徐老師是刻意地step back（退后）。他可能很多話本來想在群里說，忍住了，單獨私信Anna。”甚至在很早的時候，幾個投資人就某個項目僵持不下，一起拿去找徐小平。徐突然來了一句：“那以后我退休了怎么辦？我死了怎么辦？”頓時會議室鴉雀無聲。

2020年初，基金即將屆滿10年，徐小平和王強醞釀了一件大事。他們決定“在年輕團隊拔出領軍人”、“樹立一面新旗幟”。兩人驚喜地出現在方愛之家中，通知她，并決定兩天后在頗富儀式感的場合宣布。

初冬的夜晚，真格正舉行新年派對。員工被通知穿喜慶紅衣裝，到四季酒店一旁的酒吧餐廳。真格喜歡一種沒有等級觀念、其樂融融的氛圍，一群人吃吃喝喝、玩狼人殺。四下歡快中，徐小平宣布，晉升方愛之為“創始合伙人”。

對基金來說，創始合伙人相比管理合伙人多了一層創始人榮耀，大部分情況只有創辦人自己獨自享用。在內部看，方愛之的加授儀式是真格完成交接的一幕。

方愛之眼眶含著淚水，上臺發表了一場感性的演說。“我很感恩。”她后來說。

臺下，60雙眼睛看向她，沒流露太多驚訝。一位在場投資人談到，那年，方愛之憑借投中小紅書和完美日記，一時間在消費投資領域人氣達到頂峰。雖然她是徐小平第一個投資學徒、也是真格CEO，但直到這兩個項目才證明了她作為天使投資人的才華。徐小平借機急流勇退，把方愛之推了上去。（那年底，完美日記母公司逸仙電商登陸紐交所，市值最高超140億美元；不過日后這家國貨美妝公司市值一蹶不振，如今僅為5.33億美元。）

派對后，一場挑動全球神經的黑天鵝降臨，卻意外助推了真格交接進程。徐小平春節休假，新冠爆發，他索性進一步放權。方愛之毫無間隙地成為一號位，獨立掌管基金運作。上述投資人覺得，這給權力過渡留出了空間。

徐最后唯一參加的內部會，是星期一少數人列席的策略會，2020年他每周接入。不過1年后，他又開始重復“薛定諤的老把戲”——請假越來越多。在方愛之看來，“他一直漫長地在退出這些角色”。

繼方愛之獨立掌權1年后，2021年戴雨森擢升管理合伙人，和方愛之搭班管理基金。同年，劉元和尹樂晉升合伙人。

戴雨森曾是聚美優品聯合創始人，這加重了該機構“聯合創始人”的色彩——兩代創始/管理合伙人，3/4曾任聯創，這類人相比一把手往往個性謙和，長于輔佐，不那么迷戀權力。和徐小平、王強一樣，戴雨森也揮灑青春在創業路上，對CEO有過期待也有過失望，揮手作別公司時，不禁感傷落淚。他和兩位老師有惺惺相惜之感。

這種“聯創”特質，也從一定程度解釋了，在面對大多數組織敏感甚至暗流涌動的接班事宜上，該機構呈現出“讓”的文化。

說到“接班”，戴雨森流露一絲顧慮，“就好像是有一個權杖給了你”。但他轉念一想說：“不得不說，確實，真格應該是（中國）一線基金里唯一完成這樣一件事情的基金。”

他用“這樣一件事情”委婉回避了“接班”，一部分是出于對門派創立者的尊敬。另一部分懷疑則來自于，雖然徐小平主動讓賢、淡出經營細節；但他留下的投資哲學、影響力和文化的味道依然強大，他的人生態度和充滿智慧的話語，仍然為他的門徒們所回味。

02哈哈哈哈哈和書蟲

真格的故事始于兩個叔叔。隨著2006年新東方赴紐交所上市，“三駕馬車”一舉成為中國大地上最富有的三位老師。然而，徐小平說：“人生就結束在上市那一剎那。”

他和王強退居二線，天天相約國貿一家咖啡廳，晚上再找個小酒館，痛苦地思考人生的下一個方向。

這種狀況持續到2011年10月，兩人決心二次創業。此前，他們只是偶發地資助年輕人創業。這時中國風投正加速爆發，但聚焦第一筆錢的天使投資還局限于個體行為，通常是“大佬帶助理”模式。他們決定告別單打獨斗，聯手機構化。比賺錢更有誘惑的是，延續新東方時代“支持年輕人人生和夢想的激情”。兩個月后，由英語老師、人生咨詢師創立的天使投資機構誕生了。

徐小平和王強代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人格。徐小平是一個熱情張揚的感性派，他是江蘇泰州人，周圍人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他的哈哈哈哈哈爽朗大笑”，“每次見面都要親切地握手”，以及這個電視機里的偶像人物竟然會說TMD。

他活力四射、敏銳幽默、愛玩還很drama（戲劇性）——曾和創業者啟動“枕頭大戰”；他是音樂、美食和美酒愛好者，最愛吃大董烤鴨。不過，他也容易受周遭環境干擾，被同理心或恐懼感驅使。那時，江湖上充斥一種對他投資風格的總結：誰能拿投資，取決于誰能把徐小平講哭。

王強恰好相反。他是原則的原教旨主義者——從新東方時期，他就能為了原則隨時“引發身體的炸彈”，要是有人膽敢破壞共同達成的行為方式，他會帶頭和對方“決一死戰”。當年主持紀委工作，聽說有人給俞敏洪送螃蟹，他“半夜會在老俞家外邊等著”；任總裁期間，他這個總裁是“總裁人”。他說，在電影《中國合伙人》里，從個性上，他更像鄧超飾演的剛烈角色，徐小平更接近粘合劑佟大為。“烈馬怎么會調和呢？”這個內蒙古漢子說。

和徐小平追求華麗色澤的人生觀不同，王強更學究也更崇尚極簡。他是愛書人士和古書收藏家，口頭禪是康德。他喜歡在過年的悠長假日，陪父母看一晚春晚，其余時間鉆進書房，靠餅干和番茄度日。作為“三無人員”（沒司機、沒保姆、沒車），很早以前，他就把車連帶著北京車牌送給一個搖不到號的創業者，自己改坐地鐵出行。他說：“不是追求無碳，而是在地鐵上能看書。”

徐小平更入世、活潑；王強更內斂、嚴肅。這點從寫的書也能窺見一二——王強的書叫《書蟲牛津消夏記》，不僅是精裝本，書名還用了繁體；而徐小平的書叫《黃金是怎樣煉成的》。

基金取名過程，展現了兩種個性的人如何共處。一開始，徐靈感乍現。他欣賞英文單詞Integrity的內涵，直譯是誠信、表里如一，遂翻譯成“真格”。

徐將想法告訴老搭檔，昔日的英語教師立即展開咬文嚼字的遐想和論證：他想到朱熹的“格物致知”，“格”是研究；接著，他又聯想到漢語中有“人格”、“神格”，“格”是一種標準和普遍性，真格意味“真的普遍性”。“非常絕妙，”王強熱烈地稱頌，他反復咀嚼道，“把‘真’放在‘格’的狀態下，很大氣。”

王強說，圍繞取名，他們追問了一系列基金必然性和哲學根基的問題，就此打下未來10年的文化基因。兩人分工是，徐小平主導所有投資，王強參與文化、組織和方向建設。另兩個此時他們便確立的方針是：

希望能做世界上最大的小基金（小指管理規模、專注天使輪）；一個能傳承下去的遺產，而不是彰顯個人英雄主義的機構。

“我老說，你們不要以為在為我和徐小平工作，這個基金遲早是你們的，”王強說，“恐怕沒有第二個基金會這么說。”

03中國式門徒

在彌漫著私利、強人色彩，雄性激素分泌旺盛的金融行當，徐小平流露的感性一面無數次令人費解。即便他最忠誠的學徒，也經歷了從猶豫、困惑到同化的一連串心路。

方愛之是徐小平的第一個徒弟，雖然兩人初次見面沒有擦出火花。

2011年，29歲的方愛之在北京香格里拉見到徐小平。她剛歷經兩段職業洗禮——摩根大通和通用電氣——是個徹頭徹尾的理性派。那天，方愛之身穿干練的白色套裝、手拿筆記本電腦，聽完徐頗具藝術家風格的演說后，面露不解地問：“你是在做公益嗎？”

“當然不是！“徐小平忿忿道。

走出酒店，方的唯一想法是：“我不能跟他一起工作。”

“我當時有點不悅，”徐小平說，“她低著頭打字，不聽我說話，我希望有眼神交流。”但他留意到，方愛之把他說的話整理成了文檔。

那時徐小平和王強亟需一個大管家，經人介紹結識了方愛之。首次會面無果，方愛之飛了趟香港，會見作為發起方和LP（出資人）的紅杉中國創始及執行合伙人沈南鵬。這次在香港的香格里拉，沈南鵬輕而易舉就用兩點邏輯，說服了投行做派的方愛之——為什么要做天使？“因為現在市場越來越貴，要往前走。”為什么選徐小平？“因為他有流量，創業者喜歡他。”

“我當時夢想是想當Sheryl Sandberg（Meta前COO桑德伯格）。我想通過VC找到下一個Uber，然后去當個COO什么的。”她說，但沒想到，“第一天就覺得太好玩了”，“后來愛上這份工作”。

剛入職，方愛之一邊跟著徐小平學投資，一邊埋進注冊銀行卡、找辦公室、定餐廳和酒店的全能管家式的瑣碎中。

理性派和感性派之間不乏沖突地帶。方愛之習慣早起跑步的規律生活，徐小平相反。“我得調整一下。”方愛之說。她老公埋怨道：“不能讓他（徐小平）調整嗎？早上工作是正常的啊。”

方愛之還要全權負責回創業者郵件，每天幾十封商業計劃書（BP）進來，徐小平要求個性化回復。“我就不同意，太浪費時間了。”但徐堅持，既然對方花時間寫信，真格最起碼要給出一個建議。他要求將郵箱名改成“夢想中心”。

更大分歧在投資。方愛之認為優先判斷市場格局理所應當，但徐小平從第一天就教導她，拿到BP要先“翻到團隊介紹頁看團隊”。她對投人方法論將信將疑。直到兩年后，她才從“逼著自己看一下團隊”，到信服了這個方法。

方愛之是受到徐小平言傳身教的第一位學徒：“當時跟著他，讓他分析所有投資，為什么投這個？那個創始人什么樣？我一般評價比較負面，但是聽他為什么Yes。”徐小平很喜歡說的一句話是，“投其一點，不計其余”（發現一個人的長板投資，不計較其他缺點）。

頭一兩年，也許是對徒弟的成績不滿意，徐小平單獨約她吃了一頓早餐。師傅的交流風格是“一般不說現在有一個目的，他是跟你聊，再聊出他想說出的事情”。談話重心最終落腳到，方愛之找項目方向不明確。徐快速診斷并開出藥方：S策略——縮小搜索范圍，專門覆蓋斯坦福大學的創業者。

10年前的中國，名校畢業生主流選擇還是浮光掠影的投行，創業是小眾選擇。徐小平利用教師和演講家的雙重光芒，召喚年輕人創業。他給中國青年寫信，例如《創業成功的七個途徑》。他四處演講，鼓動在美國的年輕人速速回國：“在美國是好山好水好郁悶，中國發展這么快，干嘛在美國待著？”

對內，他研制口訣：“不怕貴，只看倍。”

真格的早期團隊只有三五人。除了方愛之，還有顧旻曼（現萬物資本創始合伙人）和吳旦（現英雄游戲CEO），他們吸納了創業精神，組建基金和公司。第四位學徒留了下來，是劉元。

這位娃娃臉、給人文藝青年印象的投資人，和徐小平的最大共性是，兩人都酷愛寫信。他從美國風投機構Greenspring Associates開啟職業生涯，不久陷入懷才不遇的困窘中。他寄希望Greenspring派他回國組建辦公室，結果期望一腳踩了個空。用他的話說，他想覓一明君，報效終生。

25歲，他給沈南鵬寫長篇郵件求職，以“自謂虎頭須食肉，誰知猿臂不封侯”這樣文鄒鄒的語言訴說得不到賞識的苦悶。

沈南鵬3分鐘就回復了。投資界大亨沒有一句廢話地寫道：““Sorry, we are not having one right now, but we’ll follow up if there are any opportunities.”（抱歉，我們目前沒有空缺，后續有機會再聯絡。）

見到徐小平是偶然。雖然Greenspring對中國市場態度冷淡，但劉元執意想從中國GP的口袋募資。他已經和拉手網的天使投資人取得密切聯系。一通電話，他隨口提了幾句為什么母基金值得投，對方就利落地答應：“我們就投100萬美金吧。”“我就震驚了，錢這么好拿？”劉元連忙追問，你身邊還有這樣出錢快的朋友嗎？對方推薦了自己的銀泰鄰居徐小平。2013年，劉元到北京參加一個生日宴，徐小平是那晚主持人。

徐小平對母基金興致勃勃，問了劉一大堆歐美、印度、以色列基金的問題，交談甚歡。接著他話鋒一轉，讓劉元到美國見個人。他神秘兮兮地說：“你會跟她聊得很好。”

那年圣誕節，劉元見到方愛之，后者力勸他回國加入真格。他舉棋難定。

接下來，徐小平的這名愛將，對他展開連番的高密度出擊。“我跟她說我還要想兩周。Anna說，OK。過了兩天她會說，你為什么需要兩周，一周不行嗎？我說行。但到了第三天她又問，你這一周要做什么呢？為什么一周后就會比今天想得更清楚？”這時，方愛之的老公給她支了一招攻心計：“你就說，你是想去Google Ventures（谷歌風險投資部門）還是a16z（一家美國知名風險投資公司）？當然要去a16z。”

沒有拜倒在威逼利誘下的劉元，卻拜倒在一個微小瞬間——方愛之很節約，“節約到什么程度？她說不要打我的手機，話費很高，我們用Skype”。2014年，劉元回國面試互聯網企業戰投部，歷經7輪角逐，本想著結束即刻返美。方愛之力邀他多呆1天，參加徐小平的活動。“我給你升艙。”她說。“我當時覺得對打電話還要用Skype的人，盛情難卻。”第二天，劉元就看到懷孕挺著大肚子的方愛之，一大早趕到他落腳的酒店來接他。

前一晚，他剛談好頂尖戰投的offer。但這一刻，他動容了、妥協了。這名有士大夫情節的投資人，感覺“被三顧茅廬到”。去會場途中，他做出一個沖動決定：放棄更大的平臺和更高的薪水加盟真格。（他后來是Momenta、Know Yourself和新世相的投資人。）

因為一個錢包，合伙人尹樂（Emma）2014年作為實習生加入。她在斯坦福念研究生，真格一行人到學校演講，尹樂是校方工作人員。會后，她發現有人落了錢包，開車送過去。正值暑假，她試探詢問能不能到真格實習，徐小平喝著咖啡痛快地答應了。她在真格幾乎沒走彎路，繼承了方愛之的S策略，覆蓋斯坦福和硅谷創業者。（她后來是禾賽科技、AutoX、靈明光子、優艾智合、黑湖科技和興盛優選的投資人。）

管理合伙人戴雨森2017年才加入。離開聚美時，他收到紅杉和真格Venture Partner（投資合伙人）的邀請。Venture Partner相當于顧問，和基金關系松散，戴雨森覺得有些隔靴搔癢。他理性分析了一番，決定全職，同時他判斷，他的產業視角和在互聯網老兵中積累的人脈網能與真格互補。此外，聚美給徐小平帶來過豐厚回報，他們有不錯的私交——徐小平是他婚禮證婚人。（戴原是產品經理，投資重心偏重產品型企業，是觀夏、派對動物的投資人。）

他們都是在徐小平耳提面命下成長的初代學徒。很多人邁入投資界是白紙一張，有年輕投資人覺得，真格一定程度也是天使投資的一個教育系統。

徐小平和王強沒有金融背景，他們挑選與自己有相似價值取向的年輕人同化。“天使投資在金融里是一個另類存在，我們一起做是需要情懷的，”戴雨森說，“在金融里賺錢，做PE、二級可能能賺更多。”——徐小平稱，他的投資哲學是：信則靈。

劉元轉換成了堅定信徒。在2015年如火如荼的創業大會上，劉元跟在徐小平身邊充當保鏢。創業者良莠不齊。一位看上去有些偏執的人，拿著商業計劃書嚷嚷著要見徐老師。劉元攔下了他。

等徐小平走進衛生間，這名創業者尾隨，把BP從格子間門底下遞進去。劉元聽見動靜，憤怒極了，立馬沖進去把這個沒禮貌的家伙拽了出來。徐小平在里面一邊拉肚子，一邊喊：“別吼他，別吼他。”然后，他提著褲子慌忙跑了出來，接過BP連連說：“我收到了，我收到了，這個我們隨后會看。”對方心滿意足，仰著脖子對劉元道：“看到沒有？徐老師說他會看！”

后來因為這件事，徐小平再三批評劉元：“你從海外回來，是百里挑一的人。我們每天的工作是從千里挑一的人里找萬里挑一的人。但過程中你會遇到很多十里挑一的人，甚至是不好的那個一。你要想一想，他人生可能跟真格只有一次見面機會。你不能把他的夢想在他面前撕碎。對你來說，他是馬上忘記的一個人；對他來說，會是一輩子的心理創傷。”

最后徐說：“你要記住一件事，對自己沒壞處，對別人有好處的事情，能多做盡量多做。”

觸動門徒的細節還有很多：有人發郵件自稱父親殺人進了監獄，人生已至絕境，若徐小平不見他，他就自殺——徐小平見了；有人蹲在真格門口聲稱融資擺地攤，前臺考慮是不是該報警？——徐小平見了；聽說有真格投資人見創業者只花了15分鐘就讓對方離開——徐小平大為光火。

徐小平說，投資人絕大部分時候要拒絕人，怎樣讓一個人被拒絕還開開心心地走？要給予真誠建議。他又說，倘若一個人成功了，不管天使輪估值是多少都會想：怎么這么便宜？這是天使的悖論。他提出放棄優先清算權、盡可能不激烈砍價、最大程度簡化條款（一頁紙核心條款TS+兩頁紙增資協議SPA）的現實主張。他還說，他一輩子都想做學生和年輕人的工作。

這些最終成了真格第一代門徒心中的閃光片段。“這都是他作為一個音樂家，而不是資本家的創意，”偏感性的劉元說道，“我們的基因、我們的文化，就是被這樣的故事所定義的。”耳濡目染下，他見完創業者，會起身將對方送至電梯口。他也反復告誡著更年輕的同事——那些沒機會跟在徐小平身邊的二代甚至三代門徒們——要有同理心，對別人有好處的事要多做。

方愛之至今記得，當徐小平遇到一名快遞員，還沒等對方開口，他就忍不住叮嚀道：“UPS（美國聯合包裹運送服務公司）的創始人就是從送快遞開始的，你也可以。”

“Oh my god，”站在一旁的方愛之想，“他見到每個人都會有這種愛。”

04人的理論

不過，徐小平的感性有多極致，他的欲望和隱藏在欲望背后的恐懼之谷就有多深。

2018年7月的一天，方愛之在跑步機上鍛煉，第二天她準備到意大利休假。所有行程都安排妥當。忽然，電視出現拼多多在納斯達克上市的畫面。這家僅花了3年多就IPO，而后成長為中國第二大電商平臺的公司，真格沒能投資其中。突如其來的消息毀了她的全部心情。“我感覺我要被 fire（解雇）了，”方愛之說，“我知道，這種錯過是徐老師很難接受的。”她臨時取消了出游，焦灼地不停拿起手機，確認徐小平有沒有找她。

結果沒有。“他越不找我我就越慌。”

最后是王強先在群里開了口，他平靜地說：“這個是不是有問題？”

天使階段，公司最重要也最難改變的資產只有一個：人。真格是眾多投資機構中，最著力研究人和判斷人的機構之一。拼多多的錯過給他們敲了警鐘。

過去真格從留學生中網羅創業人才，這是徐小平和王強從新東方的順延，也是在科技爆發早期和copy to China（復制到中國）時代下的選擇。但隨著中美模式分野、創業走向深水區，連續創業者顯露本土優勢。黃崢就是典型。拼多多可以說是分水嶺，但到這時，這類人還沒觸發真格的雷達系統。對創業人群的鈍感是難以原諒的。

徐小平也在獨自消化情緒。不久，他們組織了緊急會議。徐把責任攬到自己身上，他自我批評道，他把太多時間花在白手起家的人，全然沒意識應該多和成功過的創業者打交道。方愛之連忙搶過來說：“不，徐老師，是我的問題，是我們的問題。”

與會人員心情沉重。

只有近距離環繞左右的人，才能一窺徐小平的內心有多焦灼。“他特別焦慮。Anna都不敢住在銀泰，你知道嗎？”一位真格投資人說，“Anna覺得住在國貿的話，半夜總被徐老師叫過去。我也半夜總被叫過去，經常十二點、一點。一起喝點酒、聊一聊。聊的主題永遠是焦慮。”

反復探討的話題總是那些。“我們是不是落后了？我們現在是不是有很大問題？創始人上真格的IC（投委會）會不會感覺不舒服？我們是不是開始做太多對事情的討論，而喪失了看人這個原點？我們是不是應該往后走一點？估值貴的項目我們不投，會不會是我們致命的問題？——他晚上總是會焦慮。”

真格的投資哲學和其他絕大多數基金不兼容。可以將他們視作“盯人戰術”、“人的投資組合”。一般而言，基金秉持從賽道出發，布局行業。真格不，它以創業人群分。舉個例子，小紅書若在其他基金，大概率是消費組項目；但在真格，它是萌生于斯坦福的項目，而覆蓋該群體的人是方愛之。這是迥然相異的兩種底層邏輯：別的基金是賽道-負責該賽道的投資人-項目，自上而下貫徹基金意志；真格是投資人-覆蓋某類人群-項目，更自下而上。

你可以把真格想象成一個平臺，上面有十幾位投資人，他們分別有自己的搜尋方向。這個方向不一定非得是AI或新能源賽道，而可以是從清華/北大出來的創業者、從互聯網企業走出的創業者，甚至黑客群體。十幾個人，他們好比徐小平的翻版和復制，每個人管理自己的數個到數百個項目，合計是真格的項目。事情和人是天平兩端，他們的重心壓在人上。所以，對人的直覺、審美和標準必須走出徐小平一個人的大腦，貫穿進每個投資人腦袋里。

為了將人的理論變得可延續，徐小平總結過不少方法論。這是真格1.0階段，他提出3L理論：創始人要有三個力（學習力、工作力、影響力）。

他還進一步針對團隊提出了3C：Chemistry（化學反應）、Complementary（互補）、Compromise（妥協）。這點說起來有些私人。新東方是三人創立，他青睞類似配置——一個人太孤獨、兩個人容易鬧矛盾、三個人才是鐵三角。Chemistry是說創始人間有淵源，新東方三駕馬車來自北大；Complementary指性格和能力互補；最后是Compromise，一把手要明確，二、三把手股份激勵要充分。但他逐漸意識到，3C不適用一些后來的強人領導，比如連續創業者黃崢、唐彬森都是Single Founder（單一創始人）。

隨著時代演進、創業人群遷移，人的理論也需要更迭。徐小平和王強在留學生群體中的優勢，變得局限甚至失靈。在他們過往的眼光判斷下，真格很多項目偏海外名校背景，而遺漏了在本土摸爬滾打起來的一批創業者，如TMD（字節、美團、滴滴）、蔚小理（蔚來、小鵬、理想）。戴雨森來到真格的任務之一，就是升級人的理論。

作為從斯坦福肄業、27歲就站在紐交所敲鐘的互聯網一代創業者，他自帶一根嚴苛標尺。他用社會科學的方法盡可能把創業人群囊括并將其類別化，提出四象限：小天才（年輕創業者）、老司機（連續創業者）、操盤手（大企業高管）、科學家。這標記真格2.0。

過去，真格投資相對成功的是小天才，對老司機有過最痛苦的錯失和遺憾，而操盤手暗藏了最多坑。

四象限理論給了項目源一個框架，但針對單個項目要做具體論證。作為人的研究機構，他們的投資人無時無刻都在觀察人、評論人、總結人。他們的決策有難以捉摸的一面。拿每星期二的投委會來說，真格的上會過程仿佛是一群人反復在“搖”那個創始人，瘋狂地竭力地逼問：你到底夠不夠強？夠不夠top（頂尖）？而另一方面，他們也試圖將最不可量化的人量化。以下是訪談要點。

1. 關于小天才：當描述一個人的才能，不用年齡作為限定值，他就是天才。以莫扎特舉例，他16歲在宮廷樂隊擔任首席樂師，不是因為他16歲，而是因為他是同時代最好的樂手。

相對而言，小天才創業者適合技術創新階段，當行業進入中后期，老司機和操盤手就來卷了。

2. 關于操盤手：把操盤手簡單理解成高管是錯誤。在系統性找高管類創業者的早期，他們踩過不少坑，基于錯誤總結了“大閘蟹理論”——要警惕“陽澄湖大閘蟹”——這類人title光鮮、年薪夸張、追隨者眾，但沒有獨當一面做過業務，就好像“一個大閘蟹在陽澄湖里涮了一下，陽澄湖本身和他沒關系”。后來，他們格外注重調查功績歸功于誰，是平臺、老板還是這位高管。

操盤手更能準確描述他們想找的人。判斷是不是操盤手的核心指標是，做過關鍵決策。關鍵決策又可以細分成：帶業務從0到1、從1到100、從差到好。典型案例有沈鵬創立水滴（曾在美團做創新業務）、汪瑩創立悅刻（曾擔任Uber中國區域總經理）。

3. 兩個對大企業高層人士的微妙觀察。

1) 公司真正做關鍵決策的人未必是title最高的。最受老板重視的人，往往是老板的最佳執行者，他所負責的也許是公司核心產品，但這是老板意志的體現。他真正擅長的是執行和協調。操盤手可能生長在大體系邊緣地帶，如微信之于騰訊。

2) 高管也分職業經理人型和企業家型。對同一件事做解讀，前者傾向描述內部資源和人力調配，常見話術是：這是誰的人、誰動了我的人、這是誰負責的事、我有什么資源、我得到了什么；后者傾向從用戶、產品和競爭角度。

4. 關于老司機：是四象限中真格有最多遺憾的群體，拼多多、蔚小理、叮咚買菜等全歸屬這類。他們愈發相信，創業是一種性格，創業者是一種different animal（不同性質的人）。

以前偏愛履歷光鮮的人，現在他們變了。相比跳槽眾多的職業經理人，連續創業者更加分，因為“在高管里找創業者，有一點緣木求魚的味道，相當于在風險規避者里去找冒險者”。所以，亮眼履歷從優勢變成有待澄清的事實：為什么你之前沒創業？當然要綜合行業特性，如企業服務領域高管的優勢更大。

怎么判斷是連續創業者還是連續失敗者？要看是不是有一幫優秀的人一直跟著他干？是不是不斷進步，犯的錯誤越來越高級？（比如張一鳴從創立九九房到今日頭條，經歷了跨越。）

5. 關于科學家：適用硬科技領域，判斷科學家的標準是——“我們尋找的是姚明。”

一項量化研究破除了他們的一個偏見。拉出所有教授創業成功的案例，劃分為：教授自己當CEO，教授只是掛名、學生任CEO的多種情形。他們意外發現，最成功的公司是教授沒全職而學生全職（如大疆）。這破除了他們此前認定，一定要教授全職才能投的觀點，放松了標準。

6. 兩個量化研究：他們拉出640多家獨角獸創始人履歷，細化到籍貫、學校、專業、多少歲開始創業、創業以前是否有過創業經歷、合伙人占股等。從分布看，沿海地區創業者偏多、東北籍偏少，學理科的比學文科的多，互聯網創業者開始創業的黃金年齡是26-28歲左右，但若把過去20年A股上市公司囊括進來，這個數字變成35歲左右。

人才分布在時空上是不均勻的：從Google出來的創業者多，從斯坦福出來的創業者多，從一些超級中學（成都七中、北京四中、人大附中）出來的創業者多，華清嘉園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重要據點，網易三個總編輯（唐巖、李學凌、李甬）都創業成功，而他們都干了同一個職位。因此，應該盡可能預測下一個人才聚集密度高的地方。接下來，清華也許會是越來越重要的時空交織點。

7. 四條感性看法：

1) 思辨什么是聰明？口才好、說話快不一定是聰明，自信不一定是聰明，知識不對稱不一定是聰明；成長速度快是聰明，看得深、看得遠是聰明（如馬斯克、王興）。

2) 要投我想為他工作的人，不投他給我工作我覺得挺好的人。

3) 投天使就像開盲盒。遵循貝葉斯理論，年輕有成就，往后有成就的概率更高。尖刻一點說，“有的人40歲還不牛，盲盒都曬干了”。

4) 創業者西裝革履是危險信號，證明活在規則中。

8. 在VC開始投年紀更大創業者的環境下，他們做出一個反主流選擇。“我們天然偏向于更一無所有、從零到一、白手起家的人。”同時，在創業方向選擇上，要和國家大方向一致。

人的理論也可反觀內部。在真格，王強扮演了徐小平冷靜的反面。徐小平情緒充沛，但容易因為害怕錯過機會被焦慮裹挾；當風格出現漂移，王強是在務虛會上把他拉回投人、投天使紀律的人。

真格從第3期開始引入除了紅杉以外的外部LP，LP勸說他們擴大基金管理規模，徐小平心動了，王強卻反對——他認為擴大規模有悖追逐驚人回報；當投成長期的VC往天使延伸甚至做全產業覆蓋，徐小平思考要不要反向為之，王強依然反對——他認為實現全覆蓋是幻覺，財大氣粗的VC向前撒錢，每一筆都是小錢，容易掉以輕心自己不斷接盤，最終覆水難收，而真格也會丟掉投人根基；還有段時間，投資機構涌起上市潮和眾籌潮，徐小平覺得可以試試，王強還是反對。王強說，他們的合伙關系就像一個人準備跳懸崖，另一個人在他身上綁了一根繩子，勒住。

如今，真格兩個創始人在接班人身上找到了映射。方愛之更感性和直覺驅動，在意建立和人之間的親密感。在真格，“Anna曾經知道所有人的八卦”，一度熱衷給創始人、同事介紹對象。內部稱她Zhen Mom（真媽）。

一位真格的二代門徒說，他對方愛之躋身和創始人平起平坐不感到驚奇，一方面她是投資風格最接近徐小平的——在真格共投中的42個獨角獸中，9個來自徐小平、9個來自方愛之；另一方面她從第一天就在，對不少同事有知遇之恩。“從我開始學習天使投資，我看到的就是Anna投20個點在完美日記。”而王強說，就努力程度，基金內沒有第二個人能與方愛之比肩。

方愛之投資過一系列斯坦福項目（諸如小紅書、Advance.ai、簡單心理）。她的特點是會反復下注一個人——在回報倍數最多的10個項目里，超過一半是投資后創始人先失敗了一兩次，經過痛苦轉型才重見曙光。小紅書、美國短視頻公司Firework和跨境電商公司Wholee，都是方愛之10年前投的。2022、2023年，方愛之在福布斯全球最佳創投人榜單（The Midas List）分別位列12和28。

方愛之現年41歲，在徐小平的同化下比過去柔軟。她說，徐小平對她而言更像是“第二個父親”——“這可能就是我跟徐老師的關系。投資我不再需要給他看。但我這周跟他電話，我會說剛見了三個清華年輕創業者，我挺激動的，這是中國的未來，你肯定會喜歡他們。”

戴雨森希望自己像王強多一點。他自稱“二把手性格的人”，人生偶像是巴菲特的黃金搭檔芒格，也欣賞王興的搭檔王慧文（在王慧文決心入局大模型創業時，戴雨森第一時間決定投他）。“我喜歡扮演軍師和大將的角色。”戴雨森說。他愛好數碼和軍事。相比方愛之，他更內向，更愛獨處，也更具原則性。他會在方愛之害怕錯過的時候說：“Anna，這個事情你可以相信我，是不會錯過的。”但由于過于理性，他不太容易受創業者感染。

和王強一樣，戴也熱愛讀書。在爸爸的要求下，他幼兒園就開始讀大學教材，現在每年讀150本書。只是他和王強的閱讀品味不太一致——王慧文調侃戴雨森說：“你是行走的中信書店。”

05Big shoes to fill

Big shoes to fill——有大鞋子要填，是句俚語。年輕團隊用它來形容今日之狀態，前人留下的遺產豐厚，后面的路任重道遠。

在戴雨森眼里，2019年是真格從個人天使到機構化里程碑式的節點。基金運作不再依賴徐小平這個人——他甚至不必躬親。戴雨森說：“你說接班，還不如叫我們畢業。”

他們搭建了一套有強烈真格味道的運行機制。

首先，這是平臺制的機構，不是合伙人制。他們要求全員找項目。不論是合伙人還是投資人、分析師，每人每月提交案源獵表，確保合伙人和分析師一樣在找項目、推項目、同臺競爭。所以，年輕人不為合伙人服務，項目的credit（榮譽）也不計入合伙人名下。即使合伙人自己招攬年輕人，親力親為教導，日后這名年輕人的項目也歸屬自己。每個項目涇渭分明，只有唯一的主人。合伙人不能通過收取“年輕人的稅”養尊處優，而是要走到更高級圈層建立人脈基地、覆蓋高維度創業者。

其次，在投決上，GP和合伙人也沒有絕對話語權。一般投資機構的IC只有合伙人參與，真格是所有投資人參加、所有人投票，但最終決策不以投票做結論。決策最終取決于“那些有強烈意見的同事，他們的觀點是怎么被吸收的”。他們希望盡可能多的人在投委會表達觀點——假如兩個創始/管理合伙人覺得好，大概率會投；假如兩人意見相左，會吸納合伙人或在某方向具有專業性的投資人的意見；假如所有人覺得不好，也不代表討論必須終結，變量還在推項目的那個人有多堅持——當然，他要賭上自己的職業信譽。一種觀點是，壞IC取所有人認知公約數，好IC允許個體突破公約數。

他們的IC機制相對靈活。由于投資人不以賽道分，可能一個賽道出現3個投資人分別投3家公司，來源各不重合。如果這些公司存在競爭或敏感，投資人可以申請mini IC，不讓競品投資人參會。

真格鼓勵投資人使用“銀彈”（silver bullet），獨立扣扳機。一般用于時間太緊要現場決策，或者投委會沒表決通過的情況。根據職級，每人每年有1-3個不等的機會，單筆投資額約200萬美金。

值得說明的是，前輩留下的“大鞋子”由年輕人來填。真格兩個創始/管理合伙人是80后，方愛之生于1982年、戴雨森生于1986年；合伙人劉元生于1989年、尹樂生于1991年。除了三個80后，包括尹樂在內投資團隊全部是90后。可以說是中國一線基金最年輕的組織之一。徐小平和王強說過，這波年輕人處于真格的黃金一代。他們很多人在真格待了5年以上，跟在徐小平身邊貼身成長，“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他們有共同的焦慮和痛苦、共同的反思和進步。但遺憾的是，真格的二代、三代門徒就沒這樣的機會了。

在扁平化機制下，年輕人來到真格的一項挑戰是找到合適的domain（一個搜索創業者的方向）、建立人脈基地。這家機構幾度探討是否要模仿其他VC分行業組，但一來和他們的投人邏輯不匹配，二來他們想消除“井”狀地盤意識，所以放棄了。這導致，組織不會直接將年輕人分配到一個具體賽道上。年輕人需要自我摸索。

尹樂的快速晉升一部分源于她的勇敢——敢于第一時間出擊，發cold email（用以破冰的郵件）或當場拍支票；另一部分則得益于她在收斂人脈基地上的成功——先收斂到斯坦福創業者，而后收斂到清華、硬科技創業者。但年輕人的自由選擇權也意味著風險。

2022年，方愛之到美國拜訪了Benchmark（一家以對早期科技初創企業的投資而著名的基金）和Founders Fund（PayPal聯合創始人Peter Thiel等創立的基金）。Benchmark元老合伙人Bill Gurley于2020年退役。美國眾多風投領軍人都做出這個選擇，離開工作，住去夏威夷。方愛之問他為什么退休，他的回答是：“This is a young person’s game（這是年輕人的游戲）。”這句話方愛之尤其能共情。創業者最好的年紀是20多到35歲，以前她身邊遍布激情勃發創業的人，這幾年同齡朋友在創業的寥寥無幾。她需要培養年輕團隊讓其更快成長。

同時，這家小規模但創造了驚人回報的基金，在治理上給予她一些靈感。Benchmark只有5位合伙人，沒有分析師。他們關系親密，每星期一聚在一起開一整天會，晚上由米其林大廚烹飪，再邀請一名外部嘉賓共進晚餐。她準備在合伙人層面效仿該做法——好胃口令彼此“enjoy being together”（享受在一起的時光）。我們聊完的當晚，她定了湘上湘餐廳，邁出第一步。

Founders Fund設置的游戲規則也值得深思。他們只設計了三級臺階——投資經理、總監和合伙人。一個人可以在任意時間申請晉升總監，一旦跨越，隨即進入倒計時。你只有4年時間，要么更上一步到合伙人，要么走人。她在考慮要不要將這個殘酷但自驅的機制引入真格。

在文化上，方愛之沿襲了徐小平的傳統——塑造一種快樂工作、快樂生活的家庭文化。

以前方愛之還不明白徐的一些做法，例如他很看重團隊純粹在一起的時光，經常要求團建。他們一起去了美國、迪拜、泰國。一次去日本，方愛之準備了旅程中待討論的問題和PPT，結果徐小平強制不許開會。方愛之控訴道：“哪有去旅游，公司不開會的？” 徐小平說，會可以以后再開，現在就要一起玩、一起開心。不過今天她理解了：“平時討論項目需要非常開放。如果只是工作關系，太正式了。如果咱們倆是朋友，你不會有‘我就是故意不喜歡你項目’的想法，更容易把真心的想法表達出來。”——Feedback is a gift（反饋即饋贈）。

“我們文化的味道很強大。你看真格叫基金，很多地方叫資本。我們的大群叫Zhen Family，我們有Zhen Mom，”一位合伙人說，“我加入真格的時候在全職員工里年齡最小，我當時覺得自己是Zhen Baby；現在突然意識到，我居然是今天來辦公室最資深、年齡最大的。”他感慨在文化上，真格不像一個刀光劍影、勾心斗角的商業組織，而是提倡友善、平等和anti-卷（反內卷）。當徐小平第二位學徒離開真格，他們把她在真格的8年旅程做成風車。“是很像家、很溫暖的地方。”

而年會上，他們不要求員工表演，而是吃吃喝喝、發各種獎。有的獎和投資相關——最佳案源獎、最佳退出獎，有的僅關乎文化——疫情年，他們設置了最開心獎，頒給了每天都在微笑的財務同事。

溫情的另一方面，方愛之借鑒了王強的嚴厲。王強說自己是飄在基金上空的一片云，每個離開真格的人都是他最先指出不合格的。“我是不會眨眼的，”他說，“我‘殺’了很多人。”由于這是一個吸納年輕人，讓年輕人從實習生、分析師一步步晉升的體系，他們每一步盡可能數字驅動，一般會聯合看DPI（現金回報率）、賬面回報和倍數三個互為犄角的指標。他們很在意公平性。這家溫柔的組織每年會末位淘汰、開除不達標者。

從第5期基金開始，方愛之就開始告知LP，徐小平會縮減在基金投入的時間。那時，徐小平就對方愛之表達了讓她獨立操盤的想法。方愛之提出，希望他再陪伴基金兩期。

2021年底，方愛之準備為第7期募資，徐小平接連給她打了幾通電話。“我這次真的要股份少一點了。”徐小平態度堅持，他覺得王強這兩年花在辦公室時間更多，“我這個股份轉給王老師”。然而，話傳到王強那，他也堅決不要。“我說給Anna應該。”王強說。這份carry推推搡搡。最后，方愛之也拒絕了：“就放在池里面，誰賺錢就給誰。”此外，徐小平把第5期和第6期的carry也退出來了一部分，分給同事。王強常對方愛之講：“如果你覺得這個團隊不需要我們了，可以隨時停發我們的工資。”

全面接管基金后，方愛之更忙，壓力也更大了。她說，第7期基金格外富有挑戰性，是年輕團隊全面證明自己的一期。“再錯過一個拼多多就完了。”

基金有了一些狼性作風的轉變。由于項目越來越貴，真格單筆投資金額從100萬美元上浮至500萬美元，上限可至千萬美金。他們著力想在天使輪占大股比，不滿足于三五個點，強調十個點。她對自己的要求是，基金回報至少5倍，理想是2位數。“我就是喜歡贏。”方愛之說。據同事稱，她玩德撲很兇、喜歡推。

在私人領域，方愛之有了一些微小變化。過去她喜歡事無巨細地定行程、餐廳和菜譜。最近助理給她發了兩個菜單，她回答：I don’t care（你決定）。

記錄風投史的書籍《The Power Law》（風險投資史）出版后，作者Sebastian Mallaby說，風險投資是一項團隊運動，這種團隊特性能使基金延續50年甚至更長時間。而致使一家成熟機構失敗的原因大概率只有一個：選擇了錯誤的人作為下一任領導者。這令硅谷風投史上的兩顆明珠紅杉美國（Sequoia）和凱鵬華盈（KPCB），走向兩種命運——Sequoia繼續閃耀，KPCB不斷下墜。

波士頓咨詢(BCG)中國區主席、全球資深合伙人廖天舒稱，西方社會根植于宗教觀念與海洋文明，形成“捆柴”形態，內外界限分明，企業以“法治”為主導、責權清晰、強調契約精神；中國社會根植于儒家思想與農耕文明，形成“水波”形態，由內而外遞減的“差序格局”使企業偏向“人治”，責權較模糊，依賴信任、情誼作為推動劑與潤滑劑。中國企業理想的接班人是，既有突出能力，又能守護核心價值觀和長期利益。

除了想投中下一個時代的字節或美團，在投資生涯上更進一步，方愛之也會考慮接班人選。“我和雨森不是權力欲很強的那種人。如果有一個人能比我做得更好，等這個人準備好，我想把這個平臺交給那個人。”她說接下來目標之一是，要讓至少3位真格投資人登上福布斯投資人榜單。“這樣真格才能成功。我們真的是一群最優秀的天使投資人在一起，在一個平臺上去分享利益。如果沒有比我好的3個人，這個基金也失敗了。”

在那個徐小平鮮少踏入的真格總部，獨立辦公室只有三間，分屬幾位叔叔輩的人。應叔叔們的要求，徐小平的辦公室要時刻保持著熱情和敞開大門，王強的辦公室需要有擺不完書的書架。方愛之和戴雨森沒設辦公室。這似乎隱含了一種文化的寓意，正如他們一直以來師與徒關系。

一位LP做完深入訪談后說，他還是低估了徐小平對真格的影響力。他原本以為徐只是一個吉祥物或者符號，但隨著訪談深入，他意識到徐小平的識人理念銘刻在這幫年輕人的心跡。

然而，年輕團隊的艱巨挑戰在于，當這位接近武林盟主地位的初代掌門人退去后，新團隊的不對稱優勢是什么？以前，他們搶項目可以帶上徐小平這張王牌，“幾乎戰無不勝”。“就像舊約里面有約柜一樣。”有時出于對徐小平的敬重，創始人甚至主動降估值破格讓真格進。而現在，在廝殺更激烈、中后期財投拼命殺向天使的格局下、在對真格品牌缺乏強烈認同的硬科技領域、甚至在更往后對新東方這個符號也感知稀薄的00后創業群體，這家機構的新王牌是什么？

去年，一位年輕同事在前線沖鋒搶項目，各家基金都是年輕投資人帶著老板和老板的老板在升級打怪。她也請求徐小平支援。徐小平給她打了一個長長的電話。當徐小平電話接通的一剎那，這名投資人立馬哭了。

最后徐小平沒同意出面，而是在電話那頭傳授了心得。

06徐小平

關于這起基金接班案例的訪談，長達1年多，期間時而遇阻、時而停滯。對于任何一個組織，交接班都是敏感話題中的敏感話題，當事人心態隱晦、復雜且相互牽扯。

一開始，徐小平沒有出面，但所有談話總會在不自覺中滑向他——他始終是站在這家基金背后一抹碩大的背影。有關他的一步步退后，每個人詳盡提供了自己視角的觀察與猜想，只是唯獨沒有徐小平的。終于，在訪談臨近尾聲時，徐小平同意補齊拼圖的最后一塊。

“本質上，我不是一個企業家。”徐小平說道，企業家要時時刻刻核算成本、提高效益，但“從做真格第一天起，我從來沒有管過一分錢、沒有簽過一次發票”。

他自稱，在經歷新東方“暴風驟雨般的創業歷險”后，他意識到自己最擅長的是，做“企業的二把手”和“品牌建造者”，他知道自己尤其不善于“管人”和“管錢”。這是他為什么創立真格的第一個動作是招募總經理，替他打理人事和財務。團隊所有其他成員不僅均由方愛之招來，就連他和王強的工資也由方愛之來發。

“我擅長做做宣傳、搞搞客服。客服在新東方就是對學生職業規劃和教育規劃，學生特別熱愛我，我是特別享受這個過程的。但是你要讓我去雇人、開人，加工資、減工資。哎呀，God！謝謝Anna讓我避免了這種磨難。”徐小平認為，這是一場令他驕傲的將擁有權與管理權分離的創業實驗。“想到這我就特別開心。假如讓我管，我敢向你保證，我一定管得一塌糊涂。結果我自己還沒有任何好處，因為我沒有這個能力。”

“我對她有絕對的信任和信心，”他反思稱，“我應該更早地讓團隊獨立。”因為從客觀上來講，2019年他的突然退后有更直接也更被動的觸發因素。

徐小平談到，步入60歲之后，2017、2018、2019這3年，他身陷了一場空前的個人危機中。“我有點真正的精疲力竭。我在新東方做咨詢的時候，往往是做到崩潰為止，做到要住院。我并不為之感動，因為這是我的一種快樂，那是我激情燃燒的歲月……但后來越燒越累，可能有一段時間對他們來說印象深刻，在我最后停止參加IC會之前，我一直在struggle（掙扎）。我記得（一段時間）身體超重15公斤。2019年1月到4月，我生了兩場大病、做了兩次手術，手術不大，但警訊不小，它迫使我思考我應該怎么活著。”

那段時間，他飽受著抑郁癥煎熬。“我上臺跳跳蹦蹦、歡聲笑語；但我回家睡不著覺，怎么也睡不著，一定要把自己熬得死去活來，才會昏沉入睡。”

最令他心情壓抑、難以回避的是家庭問題。“我突然極其緊迫地意識到許多問題，其中一個重大問題是，我錯過了孩子們成長的時期。我創業在中國，太太、兩個孩子在加拿大，說起來還有點浪漫的意思，但是我奮斗一生卻失去了家庭的歡樂。我腦子里回憶起我跟孩子們的過往，全是作為失職父親的懊惱與悔恨。”

他接著說：“設想，假如我沒有參與新東方，沒有創建真格基金，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大學老師。但只要我跟兩個兒子親切和諧，孩子自信、有出息，我會選擇做一個普通大學老師，而不會選擇成功而分裂的家庭。但是，家庭充滿了……哎……充滿了誤解的冷戰，充滿了歲月的傷痕。有時候我在跟大家演講，想起我兒子，真的是內心如焚。我中年因為奮斗虧欠他們的童年，發誓要在我的老年給他們補上。”

于是過去4年，他調整了事業與生活的配比，開始了一場自我修復以及與孩子間漫長的和解之旅。

“我去做了我自己生命里邊最重要的事情。當然我有GP的責任要盡，我和Anna、王強、雨森開會討論一些重大問題……事業重要，但家庭更重要，我要去平衡事業與家庭的關系。”

在他眼中，這是一部中國人精神的史詩，是一代人在追求功名路上所承受的家庭的創傷與代價。

“我也可以自豪地告訴你，我現在完成了這個使命，”徐小平說，“我覺得這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功啊。”

“想起來都很傷感。”劉元說。這幾年，每當遇到困難，他還是很想去請教那個站在大后方總有答案的人，但很多很多次，他都忍住了。

劉元翻出手機，滑動著和徐小平的聊天記錄。這里已經沒有了焦慮，而是充斥著各種新年與生日祝愿。徐小平祝福著他的33歲生日，說為他感到驕傲；徐小平還給他分享自己兒子的健身照，兒子有段時間心情低落，他陪伴著兒子、感受著父與子失而復得的喜悅。“徐老師有一天晚上給我打電話說：‘我現在意識到我如果還嫌自己賺的錢不夠多，沒有投到足夠多的獨角獸，這是一種黑暗心理。我在走到成功頂端以后，還在為不夠成功而痛苦，它構成的是以成功作為價值觀走火入魔的一種不幸——這樣的自我折磨是沒有意義的。我不是俞敏洪，也不是沈南鵬，我是我自己。’”他慶幸自己走出了魔咒，放下了成功以及同成功如影隨形的恐懼，開啟一段寧靜的生活。

劉元發自心底為他感到高興，特別是聽到他說，他成了一個幸福的父親。

方愛之說，這兩年徐老師沒有一起開IC會，只會在基金戰略、人員配置和項目關鍵決策時出現，她老是會想起他掛在嘴邊的一句話：Smell the future（嗅覺未來）。

年紀最輕的尹樂反而一點也不感懷，她說：“我沒有徐老師離開真格的感覺，he is always there（他永遠都在那）。”

王強比徐小平小6歲，去年剛剛滿了60。徐小平說要給他慶生祝壽，他覺得太折騰，擺擺手拒絕了。

王強說，到65歲，“我肯定要退得干干凈凈的”。

他還說，他們倆不是故意為之，只是覺得，“人生就應該這樣吧”。

注釋：

– GP（通用合伙人）：一家投資公司或者風險投資基金的一般合伙人，通常負責基金的管理和投資決策。

– LP（有限合伙人）：一家投資公司或者風險投資基金的有限合伙人，通常提供資金支持但不參與基金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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