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溯元育新（ID：EnvolveGroup），作者： 溯元育新，微新創想經授權轉載。

本周的CIO Andrew Tsai管理著傳奇量化大師Peter Muller家族辦公室，Chalkstream Capital Group。

Andrew 2003年創立了這家公司，而在此之前，他在雷曼兄弟做過套利交易，在1997年創立了量化對沖基金，又在短短兩年內覆滅，隨后和原班人馬做了互聯網物流公司，后來在凱雷的委托下，走馬上任一家科技公司的CEO。

互聯網泡沫破裂后，30歲出頭的Andrew回顧自己的過往經歷，發現它們形成了一股合流，指引他成為一名家族辦公室的CEO，而幾年前認識的Peter Muller也在這時找上門來，Chalkstream應運而生。

今天我們來品讀這位CIO的職業生涯里看似偶然的必然，以及他從豐富的跨行業經歷中得出的投資和經營教訓。

01成為CIO之前，是量化交易員，物流企業老板，科技公司CEO

Q：你是怎么對投資產生興趣的？

Andrew：大學時，我和很多同學一樣，都想進投行做分析師。當時是高盛和Solley（所羅門兄弟公司）的時代，但它們并沒有真正吸引我。因為你會非常努力地工作，但你不會做什么實質性的事情。我愿意辛勤地工作，但我希望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我去了一家精品機構做暑期實習，他們是摩根大通銀行外匯期權業務的合資企業。入職第一周的某天，他們說：“下樓，巴士下午四點出發，我們要去一個地方。”我問：“去哪里？”他們回答：“我們要去參觀，全公司的人都會去。”于是我上了巴士，目的地是芝加哥郊外著名的賽狗場。

我坐在一位合伙人旁邊，看著他手里的比賽表。他問我：“你打算怎么下注？”我說：“我以前從來沒有參與過這種活動，但是這只狗的比賽成績看起來相當不錯。“

他一臉不可思議地看著我，說：“我們下注的本質是看狗與狗之間的相對價值。”然后他們開始談論價差交易和交易基差之類的。我心想，這才是我真正想找的團隊。將事物剖析得淋漓盡致，然后選擇最好的，是我的熱情和天賦。

Q：這次經歷是如何改變你對未來的看法的？

Andrew：大學時我休學了一學期，在商品交易所工作，體驗了最原始的交易形式，比如打手勢做信號之類的。這種經驗讓我了解到交易的本質，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勝負較量。

期間我經歷了信息的快速傳遞，以及對不同交易動態的敏銳捕捉。大單要來的時候，整個交易區都變得緊張，然后會突然出現一種興奮的氣氛，這種氛圍讓我對交易背后的人產生了好奇，所以回學校之后，我深入研究了不同的對沖基金經理，大四時寫了一篇如何建立對沖基金的論文。

然后我對這件事的興趣越來越濃，開始研究各種不同的投資策略。

當時我的目標是找到當時最復雜的投資策略之一，最后我認為是固收套利，這是我在金融領域職業生涯的開端。

Q：那個時期在固收團隊做交易是什么感受？

Andrew：與現在非常不同。那時充滿了能量和激情，交易還沒有完全電子化，交易員有很多個性鮮明的人，有些人曾經是曲棍球隊球員。他們是從傳統交易過渡到量化交易的先驅者，我在雷曼兄弟的第一個老板就是早期的量化交易者之一。

這段經歷教給了我一個重要的教訓，就是市場上的某些因素比市場形成的觀點更重要。

Q：你在雷曼的交易團隊待了多久？

Andrew：大約五年。1995年，他們把我派到了倫敦，讓我專注于德國債券市場。

Q：你之后離職了，是什么促使了你離開？

Andrew：我的夢想一直是去買方工作，我離職時只留下了一股雷曼的股票。1997年，我26歲時決定轉向買方，和朋友們創辦了Integrity Capital。這只基金采用量化方法，同時在多個資產類別中做多價值、做空成長。

Q：一年之后，事情并沒有像你們想象的那樣成功？

Andrew：是的，27歲時我們常常以為自己無所不知，其實即使在數學和邏輯上看似合理的情況下，事情也可能出現超預期的情況。

Q：這對你們那時的業務有什么影響？

Andrew：我們的基金在運營兩年后關閉了。我們1997年取得了很好的業績，但在1998年還是清算了，當時確實是一個困難的時期。

Q：是什么原因讓你們決定結束的？現在管理1430億美元的AQR和你們差不多的時間開始做，因為相似的原因經歷了一個相當艱難的開局，但他們決定繼續做下去。

Andrew：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非常尊敬AQR。他們經歷了1998年的回撤，就像我當時經歷的一樣，資金都在流出，而他們做得非常出色，保住了足夠的資金。

那時候做多價值、做空成長的策略也并不受歡迎，因為每只科技股都在飆升。但是市場突然調整之后，長期價值和短期成長的策略在多年后表現得非常好。

所以AQR的經歷，對我來說是一個教訓，那就是保持運營，持續把公司開下去。如果你相信你的策略和團隊，你所需要的就是資金的持續時間，因為你需要在那些艱難的時刻存活下來。

每十年可能只有一兩次相對容易獲得回報的機會，但你那時必須在場。

這也是我和Peter Muller合作，成為他的家辦非常重要的原因，因為我希望有一個久期很長、穩定的資本基礎。

Q：你27歲的時候，互聯網泡沫時期讓你暫時離開了資管領域，你去做了什么？

Andrew：很有意思，所有事情都像一個循環。我當時和對沖基金的同事創立了一個叫Urban Fetch的即時送貨服務公司。

Q：你們是怎么從對沖基金轉向配送業務的？

Andrew：實際上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困難。我們的團隊面臨一個問題，就是基金業務即將暫停，但我們需要找到一種方式，好能讓大家繼續一起做事。

當時我們覺得量化策略已經很難吸引資金，但科技領域發展迅猛，尤其是我們都生活在紐約市，每天都能感受到很多不夠便利的地方，比如送貨服務。

于是我們決定利用這個機會解決物流問題。如果你有X個倉庫，Y個訂單和Z個快遞員，你應該如何分配？這是個非常有趣的物流和運營管理的問題。Urban Fetch就這樣成立了，我們開始找風險投資。

在募資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風險投資行業與對沖基金相比，更為開放和迅速。在投決會上，我們能夠更直接地分享想法，投資者則能更快速地做出決策。

Q：所以你們那時是有一群聰明人和一個好想法。

Andrew：是的，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創業過程中，我從金融領域轉向物流和運營管理領域，與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與之前在金融行業接觸到的，受過高度培訓的人不同，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快遞員、工廠工人、物流專家等各種類型的人。

這要求我學會如何管理和激勵不同類型的人。我需要找到很多方法，適應和激發不同人的動力和潛力。

Q：這家公司的發展是怎樣的呢？你1997年創建了對沖基金，1998年遇到了一些困難，然后你開始做Urban Fetch，1999到2000年，你們在融資方面也遇到了一些困難。

Andrew：故事的發展是類似的。從最初的幾個人開始，公司發展到了龐大的規模，員工數量增加到了巔峰時期的700人。這個擴張帶來了龐大的運營體系，需要大量的管理和協調。

Q：你們當時是做本地零售送貨嗎？

Andrew：你可以理解為一小時內送貨的亞馬遜。我們商業模式一方面是為人熟知的零售B2C業務，另外一方面是B2B業務，也就是第三方物流， 這恰恰是有巨大發展潛力的的一部分。

大多數人對我們的認知，是可以在一個小時內送冰淇淋的公司。實際上，零售業務的利潤率并不高，真正賺錢的是第三方物流的最后一公里配送。

Q：Urban Fetch最終怎么樣了？

Andrew：公司還是倒了，成了科技泡沫年代的受害者。我們本可以接受另一家競爭對手的收購，但我們選擇了準備IPO。

我們當時遇到了與股東利益不一致的問題。投資我們的VC認為這是一個可以獲得相當大回報的機會，一個數百萬美元的退出機會。

當時他們認為，需要我們取得巨大的成功，來彌補他們其他80-90%失敗投資帶來的虧損。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得不和他們爭論，事后看來顯然應該做得更果斷。

Q：接下來你開始了什么新冒險？

Andrew：接下來凱雷找到了我，他們持有一些科技投資的資產，其中有些表現并不好。他們認為有一家科技公司比較有潛力，需要一個臨時CEO來管理。于是我接受了這個機會，最終它被一家大公司收購了，這個經歷也讓我停下來思考接下來要做什么。

Q：那時你多大？

Andrew：2002年左右，我大約30歲吧，剛剛結婚，一直在很努力地工作，所以休息一下也不會很內疚。

Q：休整的那段時間里，你學到了什么？

Andrew：我開始思考我的余生做什么，花了很久和人交談。

回想過去的經歷，我做過固定收益交易、量化分析、物流公司、風險投資和科技公司CEO。

我喜歡經營公司，激勵團隊，構建公司文化和流程，但投資是讓我真正激動的事情，也是我希望在余生中追求的領域，其實在我大學的時候已經有了答案。

Q：那之后你的生活是怎樣的？

Andrew：我在意大利結婚，許多朋友都前來參加，Peter Muller也來了。我的基金關閉時，展現出積極應對困境的態度讓Peter留下了印象。

我在困境中的堅韌性格促成了我和Peter的合作，于是我開始著手建立他的家族辦公室Chalkstream，逐漸壯大。

Q：Peter是什么樣的人?

Andrew：他不僅是我的商業伙伴，還是非常親近的朋友。成功的量化投資人只是他的一面，他還是音樂家和撲克牌手。

Peter經營著世界頂尖的統計套利基金PDT Partners，這支基金起初是摩根斯坦利的一部分，10年創造了60億美元的利潤。之后有段時間，Peter在紐約地鐵站彈吉他。當了段街頭藝人之后，他2007年又回到PDT重掌大局。

Q：你和Peter有著不同的經歷，你們是如何合作，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的？

Andrew：我們在我婚禮之后約了見一面。在那之前，他說他想讓我讀一本書。我本想著可能是關于統計學、博弈論之類的書，結果他要我讀的是Lauren Scene寫的《巴菲特的成長：美國資本家的塑造》。

因為Peter很喜歡沖浪，我們在夏威夷見了面。Peter問我在書中學到了什么。我的答案與他不謀而合，我說：巴菲特是個了不起的投資者，他押注的是人。

Peter很滿意，他說：我們在乎的是非常具體的東西，而不僅僅是統計數據。PDT押注的是團隊和合作伙伴，我也意識到這是為什么他能成功。

這次交流中，我們達成了共識和未來公司的藍圖，就是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長期存在的投資機構。

02投資是人生志趣：長尾效應，集中押注

Q：在傳統的資產配置中，人們更容易進行短期投資，而你提到了長尾現象，你的目標是什么，以及你如何實現這些目標？

Andrew：當時我們的觀點非常激進，我們預見到了資金過度涌入某些領域的可能，以及過于依賴歷史相關性帶來的危險，所以我們不是盲目地填滿各種資產類別的桶，而是將投資視為一塊空白的畫布，考慮在長期視角下，如何實現復利增長。

我們實現目標的方法是在少數領域深入探索，當機會出現時，集中押注，實現長期的復利增長。

Q：在考慮投資和業務時，你們是選擇建立獨立的家族辦公室，還是將資金與Peter的資金合并，或者考慮與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投資？

Andrew：我和Peter都認為，為了吸引頂尖人才，我們需要與外部資金進行合作。我至今仍然認同他的觀點，一個組織需要具備特定的能量，才能吸引到出色的人才。

我們的目標不是成為一個非常龐大的資產管理公司，而是要成為一個精品機構，專注做一些非常出色的事情。

但是與其他投資者合作，會帶來不同的觀點和關注，這種能量是獨特的。所以我們從管理Peter資產的單一家辦，很快轉變成為多個高凈值人士服務的聯合家辦。

Q：以日本為例，你是如何詳細了解這個市場的機會的？

Andrew：美國一度掀起了一波投資日本主動管理者的潮流，很多人積極地進軍日本市場，我們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我們最初的直覺是，可以篩選所有有正向現金流的公司，最后篩出了350家。

然后我們想，那為什么不直接購買它們呢？如果用價值投資的視角去看，這些都是真正的價值公司，我們可以長期持有。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樣的投資策略也算穩妥。即使在困難時期，你可能會損失一些錢，但不會那么嚴重。

隨著對這個領域的研究日益深入，我們的看法發生了改變，我們只需要選取350家公司中的一部分進行投資。因為有些主動管理者有精準的目標，能用不同方式推動公司發展，比如進行股份回購、出售非核心資產等。

于是我們向一些主動管理者投資了一部分資金。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我們看到了驚人的事實：日本主題的指數下跌了整整44%，而我們投資的這些主動管理者只下跌了16%到17%。當你手中的現金開始以折價價格交易時，就是開始回購公司股份的時機。

繼續深入日本市場的原因是，2008年之后，包括歐美在內的其他全球市場都有所增長，而日本的市場在接下來的四年里幾乎沒有變化，保持了相對平穩的狀態。

Q：你們還在日本做其他投資嗎？

Andrew：我們在日本的投資范圍包括股票和基金。我們持有一些日本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違約掉期）。此外我們還投資另一類公司的股票，就是處于長期下滑行業，但信用違約掉期利率非常低的高杠桿企業。

在雷曼的時候，我曾經抓住了17個基點的交易利差機會，是一次很漂亮的出手，還獲得了一張證書。所以當市場上出現高度杠桿的資產，且它們的交易利率在這個區間時，這些資產就值得被納入portfolio。

03在最佳狀態里工作，復利將會非常大

Q：你提到公司文化對Peter和你非常重要，你們是如何實現的？

Andrew：創建像Chalkstream這樣的公司的一大樂趣，就是能定義自己的文化，并與相契合的伙伴一起合作。

一開始我們就確立了一些簡單的規則，比如不允許不夠好的人進入我們的圈子。生命太短暫，我們沒有時間和那些人交往。

我們整個公司每年都會去一個地方，做為期三天的培訓。這段時間里，我們明確規定不許討論任何與當前業務有關的事。只討論一件事，就是回顧五年前的決策，討論我們希望當時開始做什么，停止做什么。

另外我也堅信，身體健康能讓思維更為清晰。

Q：你的興趣愛好是什么？

Andrew：我把公司命名為Chalkstream，是因為我非常喜歡釣魚，最早我是在倫敦的Chalk Stream學會了飛釣技巧。

Q：你在投資上最不喜歡發生的事是什么？

Andrew：依賴他人的認可或尋求共識。我們曾經犯過這個錯誤，因為所有聰明人都在投資這個，就覺得它一定很不錯，或許在某種程度上，這會讓你放松一些標準。

回想一下我們所有成功的投資案例，我覺得沒有一個是廣受認同的，總是會有一些轉折和困難。

Q：你父母帶給你最深的影響是什么？

Andrew：我的父母氣質截然不同。我媽媽是一位藝術家，雖然在我14歲的時候她就去世了，但我小的時候，她經常帶我參觀藝術博物館，與她那些充滿色彩的藝術家朋友們交往，他們都是自由、充滿愛心，追求另類文化的人。

而我爸爸是一名工程師，從臺灣到圣路易斯攻讀博士學位，非常正直，循規蹈矩。

Q：你閱讀的哪些信息讓你受益匪淺， 但大多數人可能并不知道？

Andrew：我特別喜歡閱讀來自不同國家的報紙。無論在哪個機場，我都會翻看各地的報紙，《紐約時報》、《中國日報》、《日本經濟新聞》、《印度時報》。

這些不同國家的報紙帶來的視角完全不同，總是能夠激發我的靈感。我現在在亞洲待得比較多，所以每天早上我都會閱讀當地的報紙。

Q：你有什么教訓是你希望在早些時候就知道的？

Andrew：在職業生涯的早期我非常忙碌，追求第一手信息，忙于各種事務。但現在，我認識到生命的質量不僅僅取決于時間的利用，還取決于情緒和精力的流動。

每個人的生活節奏和能量是不同的，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生活算法。

我現在把一天的時間劃分為不同的段落。我會為需要深思熟慮的事情保留一些時間，也會有專門的時間用來處理電子郵件，還有時間用來與人交流。

每個人的最佳狀態都有自己的生物鐘，我希望我在21歲時就知道這件事，因為你的最佳狀態會比你的普通狀態帶來好20倍的成果。如果你每天都能提高10%，那么這種復利效應就會非常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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